1953年夏天的早晨，一名穿着旗袍的亮丽女子像往常一样来到一家饼摊前买早餐，可这天当师傅递给早餐时，竟然发现她的脖子处有喉结，师傅纳闷了，女人怎么有喉结呢？
万国雄，1920年代初生于四川成都，家境贫寒，小时候只读过几年私塾，战乱中辍学。他身材瘦高，面容清秀，年轻时就显出机敏。1940年代中期，他加入国民党三青团，接受特务训练，学会了伪装和情报搜集，尤其擅长模仿女性举止。1945年，他奉命潜入上海，化名王秀娟，租住在雁荡路55弄，穿旗袍、戴耳环，装扮成女子掩盖身份，行事低调，极少与人交往。陈筠白，1920年代末生于上海，家境普通，早年嫁给小商人，丈夫生意失败后离婚。她容貌姣好，身材高挑，因生活所迫沦为暗娼，后搬入女子宿舍，与万国雄合租，穿着时髦但谨慎，少与邻里往来。 1953年夏天，上海雁荡路55弄的饼摊生意红火，摊主老李每天清晨忙着烙葱油饼。一位身穿浅绿色旗袍的女子，化名王秀娟，固定来买两张饼，付钱后转身就走，话不多说。老李对她不陌生，但这天递饼时，晨光照在她脖子上，露出一块突起的喉结。老李愣了一下，手里的铲子停了片刻，脑子里冒出疑问：女子怎么会有喉结？
接下来的几天，他开始留意她，发现她步伐略显僵硬，旗袍下小腿露出时，毛发浓密，与她精致的妆容极不协调。一次，她弯腰捡铜板，旗袍上移，小腿上的黑毛更明显。老李想起解放初期社会治安复杂，特务活动尚未彻底清除，觉得这事不对劲，决定暗中观察。他借送饼的机会，绕到她住的弄堂，看到她与合租的陈筠白低声交谈，举止谨慎，避开路人目光。老李越发怀疑，向派出所反映了情况。 同一时期，小区治保主任沈大妈也起了疑心。一天刮大风，弄堂里孩子们捡到一件飘落的胸罩，里面塞着厚厚的棉絮，挑着到处跑。沈大妈接过胸罩查看，发现棉絮填充得远超常理。她看到王秀娟匆匆下楼取回胸罩，脸色微红，转身就走。沈大妈回忆她平日孤僻，不与邻里闲聊，买菜时低头快走，觉得这女子不简单，几天后也向派出所报告。派出所接到两起举报，高度重视，展开调查。民警查到王秀娟通过上海交通大学某陈姓教师介绍入住，户籍信息却不清楚，只知她是外地来沪。为不惊动她，警方安排便衣监视，记录她每天清晨买早餐，下午少出门，戴宽檐帽遮脸，手常插在口袋，步伐虽模仿女子，却偶尔显出男性果断。一次，她撞到菜贩，篮子落地，捡土豆时袖口滑落，露出未剃净的毛发，便衣民警记下这一细节。 警方还调查了陈筠白，得知她离婚后生活艰难，曾做暗娼，后搬入宿舍，与王秀娟关系密切。一次，宿舍管理员听到陈筠白半开玩笑地说王秀娟打扮得让人认不出，语气似有试探。民警推测陈筠白可能察觉异常，但未声张。沈大妈还注意到王秀娟从不晾贴身衣物，旗袍只挂室内，而陈筠白的衣服常晾在公共绳上。一次，沈大妈借送簸箕敲门，王秀娟穿宽松棉衫开门，喉结在灯光下若隐若现，接过簸箕后冷淡道谢，关门。两起举报为警方提供了关键线索，基层群众的警惕在新中国初期镇压反革命的背景下，成了破案的重要助力。
接到举报后，派出所迅速行动，调查王秀娟的背景，发现她登记信息模糊，户籍来源不明。警方未立即抓人，而是暗中监视，重点查陈筠白，得知她离婚后生活困顿，与王秀娟关系密切，但无其他线索。余存熹警官负责此案，安排便衣轮班蹲守，记录二人活动。转机来自一封信，万国雄化名王秀娟给家人寄信报平安，未署真名，也没留地址。他妹妹是进步青年，觉得信件奇怪，向组织反映。消息传到上海，警方确认王秀娟就是潜逃特务万国雄。 1945年，军统曾派特务刺杀陈毅市长，供词提到万国雄负责接应，但始终未抓到他。警方这才明白，他男扮女装，躲避追捕多年。进一步调查陈筠白，她坦白早发现王秀娟站立小便，结合喉结和毛发，逼问后他承认是男子，谎称因心理问题喜欢女装。陈筠白因生活孤独，未举报，甚至与他发展出复杂关系，白天称姐妹，夜晚同居，但不知他特务身份。1955年国庆前夕，警方确认身份，敲开雁荡路55弄住所门，万国雄开门后未反抗，脱下耳环，承认身份。审讯中，他供认加入三青团及特务活动，但称未直接刺杀。1956年3月，他被判18年有期徒刑，陈筠白因知情不报判两年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