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罗广斌身份暴露，但他哥哥是中将，敌人不敢抓人，就找到他哥哥：“你弟弟是共产党，你说怎么办？”哥哥语出惊人：“抓吧！ 1948年9月10日一早，成都街头还带着点微凉的秋意，罗家大宅前来了一位西装笔挺的“商人”，话不多，只说带了封信，要亲手交给屋里的“幺老爷”。家人一听是“马先生”的信，也没多想，喊人出来接。 结果门一开，罗广斌刚迈出门槛，就被几个人按在地上，手脚绑紧，硬生生拖走。 街头一瞬间热闹了起来，有小贩停下吆喝，也有孩子吓得哭出声，但没人敢上前。 这一带都知道罗家有点来头，出了事，不问不讲才是规矩。 罗广斌被绑走的消息，没几小时就传到了重庆。负责抓人的特务徐远举压根不敢擅自下手，这个姓罗的小子不是一般人，是罗广文的亲弟弟——国民党第四兵团司令，中将军衔，统领十几万兵马，说话比地方长官还响亮三分。 抓他弟弟得过一关，这一关就是罗广文本人。 于是电话直接打到兵团司令部，话也不绕弯：“你弟弟是共产党，抓不抓？”对面沉默片刻，扔了三个字过来：“抓吧。” 这个“吧”字一出口，谁也没再犹豫。 特务出动，把人押到成都稽查处。 说是稽查，其实就是临时看押处，关的不是偷鸡摸狗的，就是“政治犯”。罗广斌在这里关了十来天，父母带着干粮和厚衣来探望，劝他认个错、签个保证，说不定还能保命。 母亲哭着说：“我们不想失去你。”父亲则板着脸：“共产党那条路，是死路。” 他看着这对熟悉又陌生的脸，没吭声，饭也没动，只说了一句：“我不是来认错的。” 他知道，命已经搭进去了。 说起罗广斌，他原本过的不是苦日子，反而是标准的少爷生活。 家在成都有三处宅院，家乡洪雅更是田地成片，雇工几十号。父亲是清末的秀才，母亲法政出身，进出都是轿子相迎。 兄弟中他排行最小，从小被叫“幺老爷”，吃穿用度无一不讲究。 家人护得紧，生怕他在外面沾染点“下人气”，成了别人家的笑话。 可惜啊，世上的事偏不讲顺理成章。 他十几岁那年和一个叫牟学莲的女生谈起恋爱，那姑娘家境一般，父母做些小生意，文化不高，出身也不“干净”。 罗家知道后炸了锅，母亲骂他“丢脸”，父亲说这叫“败坏门风”。 他不肯分，结果被带回成都，关进家里书房，门窗上锁，吃喝全靠佣人送。 这一关就是三年，三年里，不能读书，不能通信，连看报纸都要先过父亲那一关。 他才明白，这个家不是给他自由的地方。 转机出现在他遇见马识途之后，马那时是西南联大的教师，言语不多，却一眼看出他身上那股不肯服软的劲儿。 他说：“你要想活明白，就得离开。” 没过几月，罗广斌便从家中逃出，带着两套换洗衣服和几本书，赶去昆明读书。 到了昆明，他接触到了“民青社”，很快又被吸纳为党的外围成员。 1945年，“一二·一”惨案爆发，国民党特务当街开枪，学生死伤惨重。 他那晚回到宿舍，坐在床头一整夜没说话。 第二天，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三年后，组织批准了他的正式党员身份，介绍人之一就是江姐。 也是这一年，他的身份被叛徒出卖。 他被捕，被关进白公馆，他没遭酷刑，倒不是敌人手软，而是他们不敢。 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最后还在西南抵抗的兵团司令，敌人想留他一命，换取他哥哥的“继续效忠”。 罗广斌知道这点，也咬死不认。 敌人几次劝降，甚至让出卖他的冉益智亲自来谈。 冉曾是他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后来叛变投敌。他一口一个“老弟”，说你只要写个声明，不用交代别人，立马就放人，还能回家。 罗广斌没搭理，连眼神都懒得给。 他太清楚这个人了，从他出卖自己开始，就再没有什么“同志情”。 他在白公馆待了一年多，那段时间，越来越多同志被捕、被杀。 监狱的墙越来越厚，消息越来越少。 他和狱友们开始写信、写诗、唱歌，甚至做短剧，悄悄记录下牢里的一切。 他们商量着，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就得把牢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党，说清楚谁叛变了，谁坚持到了最后，还有那些没有留下名字就死去的人。 1949年11月27日凌晨，枪声在渣滓洞响起时，白公馆还没动静。 罗广斌知道，时间到了，看守杨钦典，是他们平时争取过的。 他们劝他：“共产党马上要进城，你不想以后被清算，就帮我们一把。”杨犹豫了整整三天，最后一晚，终于把钥匙递了过来。 罗广斌带着十九人逃出监狱，跑进山林，最后几乎是拖着脚才到达安全地带。 几天后，他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报告，详细记下狱中情况。 1959年，市委正式认定这份报告属实，称他“在狱中无不利于党的行为”。 1961年，他与杨益言合著《红岩》，将牢里的故事写成小说，那些人名，那些对话，那些细节，几乎都是原样照搬。 书出版后，全国轰动。 但1967年，他死在一个潮湿的小屋里，尸体被草草处理。 没有送行，没有哀悼。 1978年，他被平反，《红岩》再版，全国又掀起一次阅读热潮。他的骨灰从乱葬岗里被找出，安葬在重庆烈士墓园，墓碑不高，碑文很短，只有一句话：“红岩的见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