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中越双方在友谊关约定交换战俘。6月22日，双方进行了第五次换俘仪式，标志着又一批战俘即将归国。中国代表团团长刘鹏飞在随后与越南红十字会代表团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上，对这次换俘进行了总结：“除了许开良——他拒绝遣返——我们已经遣返了1636名越南战俘，同时接收了越方释放的238名中国战俘。”谁也没料到，中越之间的老山地区战争还将持续十年之久，战火纷飞，战俘情况也随之复杂起来。
在那漫长的战争岁月里，军人难免成为战俘，其中唯一被俘的军官便是汪斌。他在越南的战俘营里忍受了非人的折磨。1984年，因老山地理位置特殊，能够俯瞰中越边境20余公里纵深，解放军决定实施“穿插作战”，意图夺回老山阵地。汪斌当时担任118团1营2连副指导员，参与这次秘密穿插行动。1营负责趁夜穿越80号和59号高地之间的边境线，沿79号、1214号、78号高地向76号和1072号高地进攻，配合其他部队夺取并稳固阵地。原本计划稳妥，但军长亲自提出提高穿插高度，沿陡峭山坡行进以突袭敌军，这一调整引发了隐忧。
模拟演练显示，1营穿插速度难突破每小时200米，根本无法满足“3小时内完成穿插”的军令要求。尽管部分干部表达了异议，最终方案仍被执行。汪斌所在的2连进至1214高地与78号高地附近时，由于穿插耗时过长，未能按计划及时到位，遭遇敌军炮火和突袭，结果半数以上战士牺牲，连长牺牲，指导员重伤，连队顿时陷入混乱。
汪斌当时主要负责炊事班及战地救护，关键时刻他临危受命代理连长，指挥幸存士兵坚持作战。为了防止部队再次散乱，他带领司务长韩金才与通讯员邵文忠，一边抢救伤员，一边继续完成穿插任务。当他们抵达48高地时，遭遇越军小分队突袭，敌人枪林弹雨中，韩金才与邵文忠相继倒下，汪斌左腿中弹。背负指挥机与望远镜暴露了他的身份，越军紧追不放。
忍受剧痛，汪斌扔出手榴弹试图反击，企图夺取倒地通讯员的冲锋枪，却未及成功，便被敌人围攻。手无寸铁且腿伤未愈的他，被敌军用枪托击打，最终昏迷被俘。醒来时，他已是越军囚徒，被绑在木头上押送至战俘营。崎岖山路上，敌人漠视他的痛苦，木头倾翻使汪斌半身拖地，满身鲜血。担忧情报失泄，敌人仅做简易包扎，将他押送至河宣。
对被俘的结果极度羞愧，汪斌曾试图用战俘营遗留的绑带自缢。越军对此极力阻止，频繁检查监视，暴力惩罚让他无法成功自杀。第一次审讯中，汪斌真假掺半地应对逼供。翌日被转送至河内，作为老山战役中唯一被俘军官，他受到越方高度重视。越军多次审问，汪斌坚守机密，并设法误导敌方。越军察觉后加大折磨，关进冷气室、用电刑椅酷刑折磨，汪斌坚忍不拔，最终策划第二次自杀。
连续几天拒绝饮食，越军逼迫他灌食米糊，防止绝食身亡。自杀未遂后，汪斌只能忍耐苦痛，偶尔自嘲：“今天电椅上撑的时间又长了一些。”无法获取情报，越军将他关押，伙食极差，米饭中夹杂鼠屎，更时常施加人格侮辱。越军试图利用他参加记者会，企图逼他说出污蔑中国的言论，但汪斌拒绝合作（部分资料有异，笔者倾向其未妥协），令越军愤怒，他的处境越发艰难。
1986年起，趁越军监管松懈，汪斌开始筹划越狱。1987年7月，他成功突破围墙逃跑，然而长期折磨使体力大不如前，没能跑远便被抓回，随后严密看守。此种境况持续了两年多。直到听闻中越双方将交换俘虏消息，汪斌终于迎来转机。
1990年1月16日，汪斌与其他战士在友谊关被遣返回国。中国代表团见到他时惊呆了，瘦骨嶙峋的汪斌体重仅剩37公斤，身患多病，精神状态极差。回国后他被送入医院治疗，随后在组织安排下接受休养和保卫部门的隔离审查。初期半年，汪斌行动自由受限，心中虽有委屈，却毫无怨言，积极配合调查。期间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也曾亲访。
经过一年多严格审查，组织认定汪斌无叛逃行为，恢复军籍、党籍和干部职务，授予上尉军衔。1993年初，汪斌选择转业，回到家乡电力系统工作。婚后与妻子育有一子，生活虽平凡，却充满温馨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