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过大凉山，刘伯承致信川军许剑霜：“让个路！” 谁知，许剑霜回信却说：“助兄北行！” 1935年5月，一封信悄悄送进了四川德昌城，信不长，只有几句话，却让一个川军旅长陷入了沉默，这个旅长叫许剑霜，信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写来的，信中没有命令，也没有威胁，只是一种恳求——让红军通过德昌，不要阻拦，那时，刘伯承率领的中央红军刚刚强渡金沙江，正准备翻越大凉山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而德昌，是通往大凉山的必经之地。 德昌局势紧张，川军兵力不少，工事也坚固，按常理说，红军想要强行通过，必然会引发一场激战，但刘伯承并不想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他知道守城的许剑霜不是普通军人，两人曾在1920年代共事，在泸州起义中并肩作战，那时候许剑霜是他的部下，后来在刘伯承的引荐下加入了共产党，起义失败后，许剑霜辗转回到旧军队，为了生存加入了川军，一步步做到旅长的位置，虽然身处敌营，但他心里对刘伯承的敬重和对革命的认同从未完全消失。 这封信，是刘伯承在万分紧急中想到的唯一办法，他知道，如果许剑霜还记得当年的情谊，还认同红军北上的意义，也许就能避开一场无谓的流血，送信的人装扮成普通过路的文书，绕过了重重封锁，把信送到了许剑霜手中，这封信没有铺陈过多，只是陈述了红军的处境，表明了北上的目标是抗日，同时回忆了两人过往的战斗经历，信的落款简洁有力，但分量沉重。 许剑霜收到信的那一刻，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刘伯承现在是红军的高级将领，而自己则是川军体系中的一颗棋子，他不答应红军的请求，是合情合理的忠诚表现；但如果答应了，就是违抗军令，甚至可能被当作通敌处置，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许多画面，从讲武堂毕业后跟随刘伯承，从一个小军官成长为泸州起义的骨干，到后来被迫脱离革命队伍，寄身军阀阵营，他也想过反抗，也想过再起义，但时局混乱，机会从未真正出现。 他没有立刻回信，而是开始权衡，他清楚地知道，红军不是来抢地盘的，而是要穿越四川，继续北上，自己若能在不暴露的前提下放他们过去，既能保全部队，也能帮红军一把，但这事不能明着做，一旦被刘元璋或更高层发现，自己恐怕不会有好下场，他思考了整整一个晚上，最终做出决定。 几天后，许剑霜以“南线有敌情”为由，将主力部队悄悄调离德昌正面阵地，只留下少量士兵守城，他安排士兵在夜里放几排空枪，制造“遭遇战”的假象；同时命令城中部队暂避要道，只做象征性防守，整个过程安排得滴水不漏，既不让红军受阻，也不让自己的上级起疑。 红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德昌时，没有遭遇预期中的激烈抵抗，只有零星的枪声从远处传来，像是例行的警戒，刘伯承明白了，这不是敌军松懈，而是有人在暗中相助，他没有停留太久，指挥部队迅速通过德昌，向大凉山方向推进，大部队安全穿过防线，没有死伤，没有冲突，这在长征中极为罕见。 而许剑霜，也在随后悄悄写了回信，交由联络人送回红军阵地，信中没有长篇大论，只有四个字：“助兄北行，”这四个字既是答复，也是承诺，他没有说太多，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 事情过去后，许剑霜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好处，相反，他身边的亲信逐渐被调走，自己也被调到边远地区担任训练工作，等于被边缘化，川军内部开始有人怀疑他与红军有私交，但没有证据，在那个时局下，这种“不作为”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冒险，而他始终没有辩解，也没有后悔。 红军通过德昌后不久，又翻越了大凉山，成功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整个长征的战略目标得以继续推进，很多年后，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往往关注金沙江、腊子口这些大场面，德昌这个小城却很少有人提起，但事实上，如果不是许剑霜的默许和配合，红军可能要付出极大代价才能通过德昌，甚至可能被川军牵制在山中，影响整个北上进程。 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许剑霜选择起义，带领部队接受改编，他没有在新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但始终保持低调，继续为地方建设出力，他从未在公开场合谈起过1935年的那段经历，直到后人从档案和回忆中拼凑出这段尘封的往事，那是一段没有硝烟的战斗，没有胜负的较量，但却改变了几千人的命运。 许剑霜不是一个典型的英雄，他没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也没有在政治斗争中呼风唤雨，他只是一个在乱世中做了一个选择的人，一个在敌我分明的年代里，用自己的方式守住良知的人，他没有站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但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他悄悄地为正义挪开了一道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