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八路军军区副司令黄骅正开会，手枪队长冯冠奎走进来，拔枪击倒黄骅，其他几人正要反应，冯又是一个速射，会议室内的11人纷纷倒下。 1943年夏天，冀鲁边区正处在极为艰难的时期，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对这片抗日根据地展开残酷的“铁壁合围”式扫荡；另一方面，由于连年干旱，百姓缺粮，战士吃不饱，整个地区处在危机之中，就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一场突如其来的血腥事件，震惊了整个八路军系统。 黄骅是当时冀鲁边军区的副司令员，年仅三十二岁，他出身贫寒，自小历经艰难，靠着顽强意志走上革命道路，参加红军后，他一路从士兵做起，打过无数硬仗，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典型的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抗战爆发后，他被派往冀鲁边区担任要职，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骨干。 黄骅的性格并不张扬，也不善言辞，但他极具号召力，无论是战士、干部，还是老百姓，都对他十分信服，他从不摆架子，总是和基层士兵一起吃窝头、住土屋，有人给他做特殊餐，他回绝，他常说，只有跟大家一起挨饿，才能知道问题在哪儿，他主持的多次反“扫荡”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对于稳定根据地局势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也正是他的沉稳和威望，让一部分人感到不安，邢仁甫是当时的军区司令员，早年也曾投身革命，曾经在抗战初期组织过几次战斗，但随着时间推移，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根据地建立后，他逐渐沉迷权力，生活作风日益腐化，甚至开始抗拒组织上对他的安排，当上级决定调他去延安学习时，他不认为是信任，反而觉得是被削权，他将目标转向了黄骅，认为后者要取代自己。 几天之后，一场侦察工作会议在新海县大赵村召开，那天闷热，傍晚时分天色昏暗，细雨开始飘落，会议地点是一处普通民居，黄骅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即将来临的日军扫荡，参会的干部大多是战斗骨干，会议气氛紧张，但秩序井然，黄骅正对着墙上的地图指点各地兵力部署，周围安静得只能听到雨点打在窗棂上的声音。 就在这个时候，警卫员因灯光不足，被派出去借煤油灯，几分钟后，门被猛然推开，几名身披蓑衣的男子闯了进来，根本没有寒暄，直接拔枪开火，第一枪就击中了黄骅的胸膛，他连拔枪还击的机会都没有，就倒在了作战地图上，紧接着，会议室内枪声大作，多名干部当场被击中，整个场面陷入混乱。 凶手是冯冠奎，他原是土匪出身，后被收编为八路军手枪队队长，这个人性格暴躁，纪律观念极差，早前曾因犯事被黄骅严厉处理，从那以后一直心怀怨恨，邢仁甫对他格外包庇，不仅未加惩处，还屡次提拔他，这次行刺，正是他奉邢之命执行。 枪声刚停，警卫员赶回来，正撞见凶手逃离，他奋力追击，在村口将其中一人击毙，这具尸体被发现时，耳垂上有一个铜钱大的肉瘤，面孔却是生人，唯一幸存的参谋刘金才三天后苏醒，认出这个特征的正是冯冠奎本人，并确信这是行凶者之一。 调查随即展开，军区内外一片震动，起初冯冠奎下落不明，仿佛人间蒸发，追捕数日无果，直到冀鲁边独立团团长冯鼎平发来密电，事态才发生逆转，原来，案发前夜，邢仁甫曾在秘密场合召集部分军官，讨论“转变对日态度”的问题，冯鼎平起初犹豫不决，直到听到另一位军官拍桌抗议，才意识到事态严重，冒死将消息传出。 与此同时，一封写在烟盒纸上的血书被送至军区，这是冯冠奎躲进芦苇荡后，临死前写下的，他承认行刺黄骅是邢仁甫指使，作为报酬他收了三根金条，还被承诺事成后送出渤海，可惜逃亡途中伤势过重，他死在野外，尸体没能找到，那封血书后来被保存在济南战役纪念馆，成为铁证之一。 证据逐渐指向邢仁甫，但他早有准备，6月中旬，他带着几名心腹前往另一村庄，谎称汇报追捕情况，实际上，他正策划逃亡，部队已悄然包围村子，准备一举擒拿，可就在突击时，警卫连长王爱芝突然提前开枪，打乱部署，并在混乱中“意外”受伤，邢仁甫得以骑驴突围，渡河南逃。 事实证明，王爱芝当晚已被收买，他拿了邢仁甫给的黄金，随后叛逃，几年后在剿匪战斗中被击毙，邢仁甫则逃至天津，投靠日军，被任命为“剿匪司令”，专门镇压抗日力量，他整日惶惶不可终日，夜宿无定，担心被追捕。 日本投降后，他改名换姓，混入国民党系统，成为军统少校，直到1949年天津解放，他试图乔装逃亡，在码头被人识破，新政权成立后，他被列为重点通缉对象，1950年，在河北盐山万人公审大会上，他面如死灰，面对铁证无言以对，被依法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