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总理病重，需要吃鸽子蛋增加营养，却到处都买不到，赵炜就对邓颖超说“宋庆龄家里养了200多只鸽子……” 1975年冬天，北京的寒意格外刺骨，中南海，灯光昏黄，空气中充满沉重的气息，那段时间，周恩来的病情一日比一日加重，医生做完会诊，开出了营养建议：每日摄入高蛋白、易吸收的食物，几位专家商量后，认为鸽子蛋最为合适，它营养丰富，口感柔软，适合虚弱病人进食。 这个建议一时间几乎成了难题，那是一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尤其是冬季，连鸡蛋都难以大量供应，更别提稀有的鸽子蛋，供销社和菜市场都早已断货，养鸽户也表示，冬天鸽子基本不下蛋，四处寻觅无果，时间却不等人。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想到了宋庆龄，她喜欢鸽子，在家中长期饲养，据说数量上百，虽然她身份特殊，生活低调，但一直关心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与周恩来更是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便迅速被提上日程。 宋庆龄的鸽舍不是普通的院落搭建，而是专门设计过的保温玻璃房，她早年在广州、重庆时期便养鸽，迁居北京后，更是为鸽子们建起了地暖鸽舍，确保它们在最严寒的日子里也能正常生活，她养鸽不仅是爱好，更是对和平的象征性表达，鸽子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也像是她与那个时代的沟通方式。 得知情况后，宋庆龄没有犹豫，她年事已高，却仍亲自前往鸽舍查看，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地面结着霜，鸽舍的玻璃上覆了一层薄冰，她穿着厚重的呢大衣，缓步走入鸽舍，巢箱一排排整齐排列，她熟练地查看每一个角落，寻找那极为罕见的冬季鸽蛋。 终于，在一个偏僻的角落，她发现了几枚温热的鸽子蛋，这些蛋并不多，却是那段时间内所有鸽子的“全部产出”，她将它们小心放入一个干净的木盒中，又从储备中取出了几枚之前攒下的蛋，一共凑了五枚，为了最大限度保鲜，这些蛋随后被装入恒温箱，由专人带上冷藏车，一路押送北上。 这趟从上海到北京的旅程共计一千多公里，每一段铁路都安排了专人值守，确保途中不出意外，押运人员每隔几小时便检查一次温度，生怕蛋液变质，鸽子蛋从南方温暖的鸽舍出发，穿越寒风凛冽的北方大地，最终抵达中南海。 到达时已是深夜，邓颖超亲自接收了这份珍贵的“营养品”，将蛋液轻轻打入温米汤中，喂给病床上的周恩来，那时的他已经极度虚弱，几乎无法进食，但这一次，他缓缓吞下了几口，露出一丝久违的微笑，那是他最后一次自主进食。 这几枚鸽子蛋的背后，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与信任，周恩来与宋庆龄的交情，并非因为身份或地位，而是从共同的理想出发，历经风雨形成的深厚情谊，1924年，他们在黄埔军校初识，彼时一个是政治部主任，一个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两人理念相近，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彼此之间建立起深刻的信任。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宋庆龄公开谴责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坚定支持共产党，那时，身处危局的周恩来策动南昌起义，宋庆龄给予极大支持，她不仅在国内外发声，还将部分重要文件藏于安全之地，保护组织的机密。 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为前线募集物资，建立救护系统，搭建中外沟通桥梁，她的家一度成为中共地下交通线的节点，她从不问回报，只求国家不再战乱，周恩来对她始终敬重有加，多次写信劝她避险，她却坚持留在前线城市，理由很简单：这里的人民需要她。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担任国家副主席，继续投身社会公益，尤其关注妇女儿童事业，她生活简朴，衣食从不讲究，却对鸽子情有独钟，她曾说，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只要鸽子在，和平的希望就在，她将鸽子当作信仰的一部分，年复一年亲自喂食、照料，从未间断。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那天，北京陷入前所未有的沉默，追悼会上，宋庆龄虽已年迈体弱，仍坚持出席，她身着黑衣，胸前佩戴着一枚玉石鸽形胸针，在灯光下折射出冷冽光芒，她久久凝望着水晶棺，不言语，也未落泪，却比任何哭声都让人动容。 几个月后，宋庆龄的身体也开始每况愈下，她很少再让人打扰，鸽舍依旧开放，鸽子们自由地飞翔、歇息，仿佛不知主人已日渐虚弱，她没有为自己留下最后一枚鸽子蛋，也没有为这段友情做过多解释，她只是做了她该做的事，如同她一生那样坚定、安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