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八路军缺黄铜造子弹，一个叫李盛兰的农民听说后，竟找到八路军，跟我来，我家有八九百斤铜钱，都捐给你们！
那年深秋，太行山的风已带上了刺骨的寒意。
晋察冀军区兵工厂的熔炉却冷得瘆人，最后一筐回收的弹壳用尽了，没有黄铜，造子弹的冲床只能沉默。
而前线的战报雪片般飞来，日军正集结兵力扑向根据地，而战士们每人仅剩三五发子弹，打完就得拼刺刀。
晋察冀根据地正经历着抗战中最矛盾的时期。
日军因太平洋战场吃紧，被迫从华北抽走精锐，却对留守区实施更残酷的“三光政策”。
那年头，子弹比人命还金贵，兵工厂的老师傅们急得满嘴燎泡，不是造不出子弹，而是缺了那关键的黄铜。
村庄化为焦土，铁轨被拆去造枪炮，连农家的铜门环都被日军搜刮一空。
八路军兵工厂的困境正在于此，复装子弹需要黄铜弹壳，而根据地的铜源早已枯竭。
而技术员们并非毫无突破。军区工矿局刚试验成功从古钱币中提取纯锌的方法，铜锌合金子弹的技术难题已攻克。
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铜，再精妙的配方也是空谈。
兵工厂厂长看着空荡荡的原料库，墙上一斤铜十发弹，一粒子弹一个鬼子的标语被风吹得哗哗作响。
然而这个消息悄然在阜平县传开。
当地老百姓把铁锅砸了、铜锁撬了，连祖传的铜脸盆都送到了兵工厂。
一位老太太捐出陪嫁的铜烛台时念叨，拿它换颗子弹，替我儿子多崩个鬼子！可零星的捐献如同杯水车薪。
这时候高街村的李盛兰蹲在自家地窖里，手指抚过结满绿锈的铜钱。
这些康熙通宝、乾隆重宝，是他十年前挖树根时发现的。
当时县博物馆想低价收走，他连夜把十几坛铜钱运回藏匿，本想当作传家宝。
如今听说八路军缺铜，四十五岁的佃农彻夜未眠。
天蒙蒙亮时，他叫醒儿子把窖里那些铜疙瘩全刨出来！鬼子打不跑，留钱给谁用？
于是十多个沉甸甸的麻袋装满了毛驴车。
八百斤铜钱碰撞的脆响惊动了巡逻战士。
兵工厂的任九如连长看着堆积如山的铜钱，喉头哽住了，这些钱足够买下半个村子，而李盛兰的土炕上连条完整棉被都没有。
当铜钱运抵兵工厂那夜，窑洞灯火通明。
老师傅抓起一把铜钱，绿锈簌簌落下，老少爷们把家底都掏给咱了，豁出命也得造出子弹！
然而古钱币的转化远比想象艰难。
铜钱含铅量高，直接熔化会导致弹壳脆裂。
技术员们反复试验，最终摸索出“分层熔炼法”，先将铜钱与锌矿石混合熔成合金，再掺入硝石去除杂质。
烧红的铜液浇进模具时，火光映亮了一张张消瘦的脸，工人们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
当第一批黄铜弹壳下线时，任九如发现壳底隐约可见“乾隆通宝”的阴文。
这并非瑕疵，而是历史的烙印，每一枚弹壳都曾是一枚寄托着生计希望的铜钱，如今在战火中涅槃重生。
半个月后，三千发新子弹送往前线。
在平阳河伏击战中，日军中队大摇大摆走进峡谷，突然被炽热的弹雨笼罩。
机枪手赵大柱压满弹匣时手在抖，他知道其中就有李盛兰捐的铜钱。
在战斗结束清点战场，战士们发现个奇特现象，凡是被新子弹击中的日军，伤口都异常狰狞。
后来才知，古钱币含铅量高，弹头进入人体后会变形翻滚，形成可怕的空腔效应。
而这件事在伪军中间流传开，八路的红头弹专掏心肝肺！其实哪有什么红头弹，那是铜钱里未褪尽的斑斑铜绿。
在那之后李盛兰的名字传遍晋察冀。
军区代司令员程子华盛邀他到司令部，用全军省下的白面做了碗素面。
当老人捧着碗的手微微发颤时，程子华指着窗外运输队说，您看，那辆车上全是您捐的铜造的子弹！
当村公所送来“抗日模范”牌匾那天，李盛兰却蹲在院角抹泪，他想起被地主逼租饿死的父亲，若早遇八路军该多好。
这场捐献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
阜平县陆续出现捐铜镜的绣娘、献铜佛的僧人，甚至孩童把铜铃铛串成串送到兵工厂。
到1945年初，晋察冀兵工厂月产子弹突破八万发，其中六成原料来自百姓捐献。
北平来的记者听闻“八百斤铜钱换十万发子弹”的传奇，却在采访本上写下更震撼的数据。
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平均毙伤一敌仅耗弹三十发，而欧洲战场需五千发，这不是枪法神准，是百姓的血肉在替子弹精打细算。
博物馆展柜里，一枚刻着“乾隆通宝”字样的弹壳早已锈迹斑斑。
它身旁的史料记载着，1945年春季反攻中，晋察冀部队子弹充足率首次超过七成。
李盛兰们不会知道，当他们在寒夜挖出传家宝时，挖开的何止是地窖的泥土？
那分明是一个民族觉醒的泉眼，曾经散落于千家万户的铜钱，在熔炉中汇成洪流，最终凝成射向黑暗时代的火流星。
这火光照亮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最坚固的钢铁长城，永远浇筑自亿万颗滚烫的民心。
当看到那些铜钱的时候才明白那，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