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二野解放大西南，一队穿着破旧的农民走了过来，对他们说：“同志，我们是红军，在等待周副主席的命令！” 解放军战士李大海握着枪的手顿了顿。眼前这群人裤脚沾满泥点，粗布衣上的补丁层层叠叠。 可当他们挺直腰板时，脖颈处露出的红星布片格外醒目。“红军？” 他有些困惑，“咱们现在叫解放军，红军番号早就改了。” 领头的老汉突然扯开衣襟，取出用油纸裹着的红布，上面 “川南游击纵队” 六个毛笔字已褪色。 “1935 年，周副主席亲手布置的任务，” 老汉声音发颤，“让我们牵制敌军，掩护中央红军过江，说胜利了就来接我们。” 队伍里的老班长赵长河心头一震。他 1936 年参军时，就听过这段往事。 当年中央红军能四渡赤水，全靠一支神秘队伍在川南 “唱空城计”，把刘湘的三万大军死死拖在叙永、古蔺一带。 他摸着红布上的弹孔，突然想起军史记载：“1935 年 2 月，川南游击纵队组建，四百精锐皆为百战之兵。” 时间回到 1935 年的叙永山区。徐策将周总理的委任状塞进竹筒，望着眼前的战士们。 有警卫排的神枪手，有政治保卫局的侦查员，还有叙永本地拿梭镖的游击队员。 “咱们要做中央红军的‘替身’，” 他指着地图，“把敌军引过来，让主力顺利过金沙江。” 没人知道，这一留便是十四年。 他们假装主力在古蔺城外摆阵，故意让探子看见 “大军” 炊烟，转身就钻进密林。 徐策带人打土豪分粮，把 “红军万岁” 刷在岩壁上，刘湘果然调重兵围剿，却连游击队影子都抓不到。 在扎西镇，战士们帮老乡收玉米时遇袭，抱着玉米棒子竟也打赢了伏击。 1935 年 5 月的冷雨里，变故突生。司令员王逸涛的妻子被敌军擒获，绑在城楼要挟。 这个曾喊着 “跟红军走到底” 的汉子，最终带着布防图投敌。 徐策突围时被打断腿，血泊中仍喊 “带红旗走”，身中七弹时，手里还攥着半截枪。 龙厚生接过红旗时，队伍只剩不到百人。有人哭问 “是不是被忘了”，他指着岩缝小草：“根在就死不了。” 1937 年听说红军改八路军，他们把番号刻在石壁，白天种地织布，夜里摸敌军据点夺枪烧粮仓。 12 岁的陈幺妹跟着队伍学治伤，19 岁为掩护伤员，抱手榴弹冲进敌群，坟头种的黄桷树，成了他们的念想。 1949 年秋，放哨战士望见远处队伍，军帽红星在阳光下耀眼。陈绍清老汉带头站起，扯嗓喊 “我们是红军”，喊得喉咙出血。 李大海起初警惕，直到看见带弹孔的红布，老班长 “噗通” 跪下 —— 那布料织法，与 1936 年见过的红军军旗一般无二。 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正看西南战报。“川南游击纵队” 六字入眼，钢笔 “当啷” 落地。 “查 1935 年警卫排的陈绍清，叙永人，左胳膊有月牙疤！” 三天后回信证实，老汉正是陈绍清，队伍里还有七个 1935 年的老兵，最小的 “红小鬼” 已两鬓斑白。 二野同志带棉衣粮食进山，见岩洞石壁刻满名字，红圈是牺牲者，叉是叛徒。“王逸涛这叛徒，等了十四年要除他！” 陈绍清指着叉号咬牙。 1950 年公审王逸涛，游击队员坐第一排，穿新军装，胸前红星亮得灼眼。枪声响起时，他们望向黄桷树，春风拂叶似在笑。 如今军事博物馆里，那截红布静静陈列。讲解员说：“他们不知长征胜利，不懂抗战八年，仅凭‘等命令’，守了十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