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定军衔那年，李迎希气得牙痒痒，他打了一辈子仗，立下不少大功，粟裕都在电报里写“谭王李兵团”，结果军衔名单一出来，他从原来说好的中将变成了少将，一字之差，落了一个档次，他反复琢磨：究竟是怎么了？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实行军衔制，那一年，数千名从战火中走过来的老兵，第一次面对这场和平年代的“排队”，每个人的肩章上将缀上几颗星星，代表着他们曾经穿越枪林弹雨的分量，李迎希也在这份名单里，他原本被传将授予中将军衔，可名单公布的那天，他的名字旁边，只写着“少将”两个字。 那一刻，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结果，不是因为他对军衔特别看重，而是因为他走过的路，实在太长，太沉。 1928年，李迎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他才二十岁出头，他从江西苏区的一个游击队员干起，很快就升为红军团长，经历反围剿、长征，他的脚底像磨过石头，走过的路不是泥泞就是血迹，30年代初，他曾是陈锡联的上级，陈后来成了上将，可李迎希的路并不平顺，1932年，他在一次战斗后被错误地定性为“第三党”，关了一阵子，这个标签让他错过了红军时期的很多晋升机会，后来虽被平反，但影响已经留下。 整个抗战时期，他多半时间都在后方部队，负责训练、补给和组织工作，他也参加过战斗，扛过枪上过阵地，但前线的大规模战役中，他的名字不常被提起，战争年代，战功往往等于筹码，这是不能忽视的现实。 真正让李迎希在军中站稳脚跟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他被调往山东兵团，担任参谋长，1948年，济南战役前夕，兵团原先的参谋长突然调离，粟裕亲自点将，让李迎希顶上，这场战役是华东战场上的关键一仗，国民党在济南布防严密，重兵把守，兵团要打破城防，首先要解决后勤问题，李迎希提出了“流动兵站”的构想，用铁路临时搭建兵站，将补给线紧贴前方推进，他带着工程兵连夜铺轨、搭棚、运物资，炮火连天中抢时间，一天一夜打通了关键补给线，这条线后来成了济南战役胜利的命脉之一。 济南攻城打了九天，最后国民党守将王耀武被活捉，华东野战军大获全胜，中央军委发来贺电，表扬“谭王李兵团”，李迎希的名字被写进胜利的通报中，传遍了整个军区。 从职务、资历和战功来看，李迎希授中将似乎没有悬念，战友们也都这么认为，在那份军衔名单公布前，他的名字在“中将”一栏里早就被传了多次，可结果出来后，他的肩章只缀了一颗星。 很多人对这个结果感到疑惑，有人说，是因为他当山东兵团参谋长的任命不够“正式”，只是“临时顶替”，在档案里被写成了“代参谋长”，也有人说，他脾气太直，开会时经常顶撞上级，早年肃反时的记录也还留在档案里，这些，在评衔时都成了“参考材料”。 李迎希看到名单后，没有立刻表态，他不是个轻易表达情绪的人，但那几天，身边人都能看出他心情变化明显，他开始翻看自己压箱底的功劳簿，那是他几十年军旅生涯的记录，每一页，都是一场战斗，一段牺牲，从1932年摸掉敌人哨兵，到1948年攻破济南城，每一段都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战斗经过，他把功劳簿反复看了几遍，最后还是收了起来。 他没有去求情，也没有公开表达不满，但他写了一封信，向上级澄清自己在济南战役中的职务，粟裕很快回信，确认他确实是按照中央军委任命担任山东兵团参谋长的，这段历史没有问题，但评衔的事，粟裕没多说。 1955年之后，李迎希继续在武汉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主管后勤，在部队内部，他是出了名的“抠”，但这种“抠”是对规章制度的严格执行，他批战士营房维修的申请从不拖延，只要合理，一天之内就签了，但如果是干部想添置小车、修花园、加盖围墙，他一律打回，他常说，国家刚恢复元气，每一分钱都要花在正地方。 有一次，司令部报上来一个申请，说要为几位高级干部的宅院加砌围墙，理由是“加强安全防卫”，他看完报告，直接批示：“加强警戒可以解决问题，不能多花国家的钱，” 这个报告后来就被退了回去。 到了1965年，国家取消军衔制，改为干部行政级别，他被定为“六级”，这是中将中的最高一级，待遇上完全按照中将标准执行，工资、住房、用车都没有落后，这也算是组织对他多年贡献的一种肯定。 李迎希晚年生活简单，他从不摆架子，退休后也没写什么回忆录，别人劝他写点东西，他总说，几十年打仗，不是为了写书，他的将官礼服后来被他捐给了军史馆，他说：“这玩意好看，但不是打仗的家伙，” 他曾说过，自己只是千千万万革命战士中的一个，真正的功劳是那些倒在战场上的人，他这一生，最看重的不是军衔，不是待遇，而是能对得起身上的军装和手下的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