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王必成带头批判粟裕，会后贺龙感叹：王必成可深信、可深交 “1959年7月，北京，贺龙压低声音冲王必成说：‘真的要在会上点他的名字？’”房间里灯光昏黄，空气里飘着浓烈的烟丝味。王必成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把烟头重重按进烟灰缸，一句话没留，转身出门。 那一年，舆论对粟裕的质疑突然密集，指责他“个人野心”“篡夺兵权”的风声传得满城都是。中央决定先开一次“情况说明会”，会前却被极个别人运作成了“批判会”。筹备阶段，组织者需要“重量级发言”，于是想到粟裕旧部——尤其是“王老虎”王必成。对方找他时把话说得漂亮：只要在会上对粟裕的“错误”表态，待遇、职位好商量。听上去像在商量采购清单，王必成却答得干干脆脆：“行，我发言。” 外界并不知道，王必成与粟裕的交情早已超出上下级。解放战争打到胶东时，粟裕顶着头痛旧疾也要守着作战地图，一度昏厥。王必成当时在前沿勘察地形，听闻后翻身上马连夜赶回指挥部，确认首长无事后，又悄悄赶回前线。有意思的是，粟裕半夜醒来，第一眼就看见营帐外那道新鲜的马蹄印，冲警卫哑声笑：“老王又来了。”这种默契，外人看不懂。 淮海战役结束，新政权百废待兴，王必成曾陪粟裕登上中原小丘俯瞰大军集结。粟裕突然感慨：“这仗打得再漂亮，终归是牺牲换来的。”王必成闷着声只说一句：“下次少死一点兄弟。”粗糙，却真。1955年授衔，粟裕三次推辞元帅衔的事，王必成气得直跺脚，回去就写报告：“请再斟酌。”最后粟裕仍只是大将，王必成心里一直坎坷。 转眼到1959年的那次会议，会场气氛紧绷。轮到王必成，他慢吞吞站起，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又放回衣兜——显然没打算照稿念。他先抬头扫了全场一眼，冷不丁冒出一句：“我这人粗，听说有人给我好处，让我来‘痛批粟裕同志’，收钱办事历来是规矩，对吧？”话音未落，场内先是一愣，随后一阵低低哄笑。王必成接着说：“既然收了钱，该干活。那就说说这位‘阴谋家’的大谋：黄桥、宿北、孟良崮、淮海，再到华东全线——阴谋不小吧？我算着，要真有篡权心思，他随便在某一役撂挑子，今天在座各位怕都没机会鼓掌。” 短短几分钟，既没罗列罪状，也没口吐激烈词藻，却把“指控”拆得七零八落。有人试图打断，王必成摆摆手：“别急，还有‘阴’字我没参透。等哪位同志解释清楚，我洗耳恭听。”一句“洗耳恭听”，硬生生把批判会变成了追问会。主持人尴尬圆场，议程草草收尾。 贺龙全程坐在台下，手里把玩着一支旧钢笔。散会后他哈哈大笑，肩膀抖得桌子都在响，对身边参谋说：“这头‘老虎’今天是真饿，咬人不见血！”紧接着又补一句：“可深信、可深交。”有人觉得贺帅话带情绪，其实他心里门儿清：部队要的就是这样的钢骨。 风声并未即时偃旗息鼓，粟裕仍被停职反省。那段日子，王必成三天两头提着鸡蛋、药酒往粟裕家跑。门卫笑他：“老首长住院，你这是送炊事班？”王必成耸耸肩：“我琢磨着首长就缺这口家常味。”粟裕被病痛折磨得眼神都有些灰暗，见到王必成却勉强打趣：“收钱的事办砸了？”王必成故作恼怒：“首长，这回我可免费加班。”一句话，屋里几个人都红了眼眶。 时间向前跳到1984年，粟裕病逝。追悼那天，北京阴雨连绵。已是七旬高龄的王必成颤颤巍巍挤到灵柩前，抚棺痛哭。警卫帮他搀着，怕他栽倒，他却执意伸手摸了摸棺盖，哽咽着只吐出五个字：“首长，我来迟了。”自此以后，他把为粟裕正名当成了晚年唯一“公务”。家里人劝他保命，他回一句：“老首长还顶着冤案，我这口气咽不下。” 遗憾的是，1989年王必成病逝，没等到昭雪公文送到手中。1994年，中央为粟裕彻底平反，往事尘埃落定。有人问当年参加那场会的老兵：“要是王必成没站出来，会怎样？”对方沉默许久，只吐一句：“历史不会改行程式，但少了几分人味儿。”站在静默的纪念墙前，仿佛还能听见那句半真半假的自嘲：“’阴’字，我真没参透，愿闻其详。” 多少年过去，“可深信、可深交”仍在军中口口相传。因为那五个字，不是夸王必成会说话，而是记他的底色：换了谁来拉拢，他都只肯把脊梁交给信任的人，再难也不肯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