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袁世凯之死就是一个深刻教训，他每天除了主副食之外，最喜吃煮鸡蛋，一天十好几个。据老袁之慕僚、曾任总统府秘书长之张一鹰之《古红梅阁笔记》载，一次他陪同袁世凯吃早餐，老袁“先食鸡子二十枚，继而进蛋糕一蒸笼，剖食皆尽。 袁世凯之死，不只是政治失败，更是饮食与纵欲的恶果。 提起这个名字，多数人脑中浮现的，是那个身披龙袍、坐在皇位上却四顾无人应的孤独身影；是那个一心要复辟帝制、最终落得一场空的民国枭雄。 他的死常被简单归结为“忧惧而终”，仿佛政治风向一转，他的命也随风而逝，但真正的死因，若摊开来细看，却没那么体面，也没那么简单，甚至有些不堪。 当年袁世凯五十七岁，正是男人身强体健、干劲正盛的时候，他不是被刺杀，也不是中风暴毙，而是死在一种缓慢却无情的方式里：身体早就垮了，外人看不出来，他自己却心里明白。 多年来的虚补、油腻饮食、纵情声色，像一把无形的钝刀，日复一日地割着他的根本，他以为自己是在养生，其实是在用最“高规格”的方式，把命一点点送走。 袁这个人，不怕动刀动枪，就怕别人说他不中用。 他早年从军，打得一身横肉，风头盖过同时代不少将军，外人看他虎背熊腰，声音洪亮，说话掷地有声，谁也不会怀疑他身体有毛病。 但身强不等于身好，他表面硬朗，是因为吃进去的东西太猛，靠各种补药和重油食物撑着，一旦这些外力撤下，真正的身体状况就藏不住了。 他的饮食，有一个显著特点：没有节制。每天早起，喝一肚子牛肉汁、鸡汤、药酒，然后七点一到，包子、鸡丝面齐上桌，几口就吞得干干净净。 十点鹿茸汤，中午清蒸鸭子、红烧肉、大碗米饭，下午点心也没落下，晚上还得来海狗肾补一补阳气。 听起来像皇家待遇，实际上是暴饮暴食的教科书，他嘴上说是滋补，其实是糟蹋，他特别迷信“热补”，人参、鹿茸是家常，连孩子都知道父亲饭前不吃菜，先吃参。 补得狠了，火气自然上头，牙疼、大便秘结成了家常便饭，他还不当回事，灌肠？那是侍医常规操作，早就成生活一部分。 问题不光在吃的种类，更在吃的结构，他的食谱里，几乎找不到绿叶菜、水果、豆类这些清淡之物，全是肉，全是油，全是热性的补品。 现代人讲膳食平衡，他讲“吃得壮、吃得热”，结果一身病灶悄悄埋在体内，别人只看见他“有力”，没看见他“失衡”，医生劝他少吃点，他摆手说：“你们懂什么？”习惯成了信仰，谁也撼不动。 除了吃得离谱，袁的另一个问题是纵欲无度，这方面，他有种近乎执念的虚荣，妻妾成群，生了三十多个孩子，外人听了只觉得他“旺”，没人想过这种生活方式是怎样反噬身体的。 常年维持高频性生活，对一个中年男人的身体是极大负荷，更别说他还靠补药强撑。 没力气了？来点鹿鞭酒；精神差了？再吃点人参，最离谱的是，他还雇奶妈每天喝人乳，说这样能“养气补虚”，这种偏方他信得不得了，搞得像修仙，别人劝他别太过，他反问：“皇帝不都这么过？” 孩子们小时候一个个白白胖胖，看着挺喜庆，可长大后普遍体虚气短，像纸糊的一样，这不光是遗传问题，更是袁自己的“喂养方式”留下的后遗症，他以为吃得补、过得猛，是强者标配，哪知是在提前透支全家的健康，他想的是“多子多福”，结果是“多病多愁”。 称帝那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更是身体彻底失衡的爆点。 政治上，他四面楚歌，没人再愿意为他挡枪，他自封皇帝，以为还能再活一遭辉煌，结果现实给了他一记闷棍。 洪宪元年，他的帝位刚坐热，南方各省便纷纷宣布独立，连北洋系统内部也分裂了。 冯国璋冷眼旁观，段祺瑞阳奉阴违，整个政府就是一座空壳。 取消帝制那天，他闷头坐在书房，从早到晚没说一句话，侍从说他脸色发青，眼神飘忽，连一贯最爱吃的清蒸鸭子都没动筷。 可别误会，那顿饭不是他忧伤到没胃口，而是他真的吃不下了，那时的他，已经不是那个能一顿吃二十个鸡蛋的人了。 他的身体系统像一台老旧机器，早年透支的利息一笔笔来催债，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晚年常对身边人叹气，说“补品吃不得了，参茸再吃就是毒”，这句话要是早二十年说出口，结局也许会不一样。 他的死并非突然，医生们后来推测是肺部感染引发的败血症，身体免疫力早就被药物拖垮，加上营养失衡，整个人处于亚健康状态，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致命，称帝失败确实击垮了他心理防线，但真正压倒骆驼的，是那根积年累月堆积下来的“补药稻草”。 这件事留给后人的教训太深，袁世凯以为只要有参茸在手，命就稳了，他错把补药当护身符，把纵欲当荣耀，他的强壮是虚胖，他的精力是勉强，他的长寿梦从没真正稳固。 他死得不光是一个帝制的终结，更是一个错误生活理念的崩塌，那些年他坐拥权势，呼风唤雨，却没能看清一件事：身体这东西，不听奉承，只听规矩，越是高位之人，越不能拿身体开玩笑。 袁的悲剧在于，他太相信补药，太高估意志力，太低估身体的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