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潜伏在日寇“心脏”的地下党施亚夫刚回到家，伪副师长的妻子就找到了他，悄悄对他说：“今天我在师长家打麻将，听师长夫人说，日军怀疑你是新四军，你可要当心啊！ 1944年深秋，南通城外，夜色如墨，寒风裹挟着江面的湿气，钻进施亚夫的伪军军服里。他刚从日军据点查哨归来，推开自家小院的木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在月光下投下斑驳的影子。屋里昏黄的油灯摇曳，妻子周氏披着旧棉袄，脸色苍白地迎上来，低声说：“亚夫，今天我去师长家打牌，听到夫人说，日本人怀疑你是新四军的人。” 施亚夫的手一僵，推门的手指在门框上停了片刻。他知道，这不是空穴来风。 潜伏在日伪军内部三年，他早已习惯在刀尖上行走，但此刻，危险的气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逼近。他低头点燃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思绪却飞向几天前的那场惊险行动——那一次，他险些暴露。 几天前的一个清晨，施亚夫接到日军长官小林信男的密令，命令他率伪七师一部配合日军围剿新四军在掘港的据点。 情报来得太晚，留给他的时间不过几个小时。于是他召集了手下的伪军，带着他们故意“迷路”到日军据点。哨卡的日军小队长是个火爆脾气的家伙，见伪军来势汹汹，嚷着要上级手令。施亚夫早料到这点，他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呵斥手下：“这帮家伙挡路，成心找茬！”伪军们本就对日军积怨已久，顿时群情激奋，骂声四起。日军小队长见势不妙，竟拔枪朝伪军翻译开了一枪，鲜血染红了黄土路。 场面瞬间失控，施亚夫趁乱朝天开了几枪，表面上是泄愤，实则是给远处的我军发信号。 枪声划破清晨的寂静，传到新四军驻地。新四军干部迅速反应，果断撤离掘港，躲过了日军的围剿。施亚夫带着队伍姗姗来迟，掘港空无一人。他在日军长官面前振振有词：“这帮小鬼子不讲理，杀了我们的人！” 小林信男虽皱眉，却没深究，只当是伪军和日军之间的日常摩擦。可这事终究在日军心中埋下疑虑，施亚夫的名字开始在他们的密谈中出现。 此刻，坐在油灯下的施亚夫吐出一口烟，脑中飞快盘算。他知道，伪军内部鱼龙混杂，自己手下虽有几名可靠的地下党，但稍有不慎，身份暴露就是灭顶之灾。 他掐灭烟头，决定必须尽快行动。 几天后，一个更危险的情报让他心跳加速。施亚夫被召到日军指挥部，参加一场绝密会议。 会议桌上，小林信男得意地展示一份密电，内容详细列出新四军在南坎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地点和返程路线。施亚夫低头扫了一眼，心脏几乎停跳——这份密电精准到每个干部的行程，甚至包括粟裕、叶飞等核心人物。他不动声色，假装研究地图，却在心中暗骂：新四军内部竟然有内奸！ 会议间隙，他借口抽烟，走到走廊尽头，迅速在一张纸条上写下警告，塞进香烟盒，交给副官送往情报站。副官是个机灵的年轻人，明白此事的份量，飞马赶往新四军联络点。粟裕收到纸条后，立即下令暂停电台通讯，派骑兵追回正在返程的干部，紧急更改路线。 同时，他果断下令彻查电台科，揪出了潜伏的内奸。这场危机被化解，但施亚夫的处境却更危险——小林信男开始怀疑伪军内部有人泄密，他的目光频频扫向施亚夫。 南通的冬夜越发寒冷，施亚夫的院子里，槐树枝条在风中摇晃，发出低沉的沙沙声。 他站在院中，抬头望向夜空，星光被乌云遮蔽，恰如他此刻的心情。组织已经传来指示：日军怀疑加深，潜伏难以为继，必须立即筹划起义，率部脱离伪军，回归新四军。施亚夫深吸一口气，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手下的伪七师看似有上万人，实则只有两三百可靠人马，如何在日军眼皮底下全身而退，是个生死攸关的难题。 起义的计划在暗中展开。他召集了几名地下党骨干，深夜在破旧的仓库里商议。仓库里堆满稻草，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尘土的气息。施亚夫压低声音，布置任务：分批转移武器，联络新四军接应部队，务必避开日军哨卡。他知道，这一仗不只关乎自己，更关乎队伍里每一个弟兄的命。 起义当晚，月黑风高，南通城外一片死寂。 施亚夫原本计划亲自带队，但伪师长突然邀他赴宴，牌桌上觥筹交错，气氛却暗藏杀机。他强压住内心的不安，用金钱和笑脸稳住伪师长，找借口提前离开。城门守军被他三言两语唬住，打开了城门。队伍悄无声息地向城外行进，武器和物资装在麻袋里，伪装成粮食运输。就在他们即将脱离日军控制区时，身后突然传来马蹄声——伪师长竟带人追了上来！ 枪声骤然响起，黑暗中火光闪烁。施亚夫心跳如鼓，队伍被逼入一片芦苇荡，子弹擦着耳边呼啸而过。他迅速指挥队伍分散隐蔽，准备迎战。就在此刻，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新四军的接应部队赶到！伪军见势不妙，仓皇逃窜。施亚夫站在芦苇荡中，汗水混着泥土滑下脸庞，他长舒一口气。 施亚夫的行动不仅为新四军提供了宝贵的情报和兵力，还在苏中地区掀起了反日伪的浪潮。抗战胜利后，他选择低调生活，默默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余生，直到2010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