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毛泽东的威信是很高，可他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我就不信了，苏区离开毛泽东就过不了日子了，红军就打不了胜仗了，开玩笑！”凯丰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凝视] 1932年1月，瑞金叶坪村一间普通民房里，一场决定3万红军生死的会议正在进行。会议桌上摊开的赣州地形图显示，这座古城北临章江、西靠贡江，城墙高达7米，驻守着马昆第34师近万人。 26岁的凯丰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不到半年，他翻开从苏联带回的《巷战指南》，坚持认为占领大城市才是革命的正道。 而39岁的毛泽东则指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碉堡群说，赣州守军有飞机大炮，红军只有步枪手榴弹，这仗没法打。 两人的分歧源于不同的战争经历，凯丰在莫斯科学习期间，苏联教官反复强调1917年攻占冬宫的经典战例。而毛泽东在1930年攻打长沙失败后，亲眼见过2000多名红军战士倒在敌人的机枪阵地前。 会议从下午2点开到晚上10点，最终以7票对3票通过了攻打赣州的决议。投反对票的除了毛泽东，还有朱德和王稼祥。当晚，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强攻坚城，必遭重创。” 2月4日凌晨，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1.5万人开始攻城。第一批突击队员扛着竹梯冲向城墙时，守军的机枪声如暴雨般倾泻而下。仅仅10分钟，300多名战士就倒在了护城河边。 更残酷的是第三天的巷战，红军好不容易炸开东门，冲进城内却遭遇守军预设的火力网。一个连的战士进入东大街后，被藏在民房里的机枪手打得只剩下17人。 幸存者罗荣桓后来回忆，那条不到200米的街道上，躺满了战友的尸体。 攻城第20天，国民党援军陈诚第18军两个师逼近赣州，彭德怀不得不分兵阻击，攻城兵力更加捉襟见肘。战士们的口粮也从每天一斤减到半斤，许多人饿着肚子爬城墙。 3月7日，坚守33天后，红军被迫撤退。清点人数时发现，参战的1.5万人中，阵亡和失踪达3000余人，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包括两个团长、8个营长和数十名连排长。 撤退路上，一个受伤的战士问彭德怀：“司令员，我们为啥非要打赣州？”彭德怀沉默许久才说：“上级的命令。”这个战士第二天就因伤口感染去世了，临终前还在念叨家里的老母亲。 赣州战役后，红军内部对城市攻坚战的看法发生了微妙变化，原本支持强攻的一些干部开始反思，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避免硬碰硬。这种反思在后来的反“围剿”作战中逐渐形成共识。 有意思的是，凯丰本人的转变最为彻底，1934年湘江战役后，当李德还在坚持阵地战时，凯丰第一个提议让毛泽东重新指挥部队。他私下对人说：“书本上的东西，到了中国就不灵了。”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采访时，专门询问了赣州战役的情况。毛泽东只是淡淡地说：“那是一次代价昂贵的教训。”而当斯诺追问具体伤亡数字时，在场的人都选择了沉默。 多年后，参加过赣州战役的老兵聚会时，大家很少谈论战斗本身，更多是在打听战友的下落。一位老兵说，他们连120人参战，活着走出赣州的只有23人。“那些没能活着出来的兄弟，大多连个坟头都没有。” 翻开当年的作战地图，赣州城下那些标注着“激战地点”的位置，如今都变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只有东门城墙上的弹孔，还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历史。 回望这段往事，如果你是当时的指挥官，面对上级的强攻命令和实际的困难处境，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战争年代的生死抉择，和平时期的我们能否真正理解？ 信源： 《苏区中央局会议记录》、《红三军团赣州战役总结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