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萌生退意。于是给朝廷打了个报告：“我身体不好，申请回家休养。” 那份奏疏递出去的时候，江宁府衙后园的老桂刚落了最后一批花。王安石把写好的稿子又读了一遍，手指在“痼疾缠身”四个字上停了停——其实他腰杆还硬朗得很，前日登清凉山，年轻人都追不上他的脚步。只是案头堆着的公文越来越刺眼，那些需要朝廷批复的新政细则，总像石沉大海，偶尔回来的文书里，还夹着御史台含沙射影的弹劾：“安石虽远江宁，旧党余势未绝”。 他想起十年前刚当宰相时，神宗皇帝攥着他的手说“朕信你”。那时他带着三司条例司的官员，在政事堂里熬了无数个通宵，青苗法、募役法的条文改了又改，连砚台里的墨都熬成了硬块。可现在，皇帝的朱批越来越短，上次回复他关于江宁漕运的建议，只潦草地写了“知道了”三个字。 府里的老仆见他总对着空院子发呆，偷偷在书房摆了盆菊花。王安石盯着那丛黄菊看了半日，突然想起当年和苏轼在汴京的争论。那时苏轼笑他“求治太急，听言太广”，他拍着桌子骂苏轼“书生空谈误国”。如今听说苏轼在黄州种麦子，还写了“竹杖芒鞋轻胜马”，倒比他这个失败者活得通透。 奏疏送出去第三十七天，朝廷的批复到了。来人是个面生的内侍，宣旨时眼睛都没敢看他：“特准王安石以左仆射致仕，赐宅于江宁府城东。”没有挽留，没有慰问，就像打发一个到点退休的老吏。王安石接过圣旨时，指腹蹭到“左仆射”三个字，这虚职还是他当年为推行新法设立的，如今倒成了给自己的安慰奖。 搬家那天没惊动任何人。他骑着头老驴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两个挑夫，担子一头是装书的木箱，另一头是夫人织的布。路过秦淮河时，听见茶馆里有人说书，讲的正是“王安石变法”，说他“敛民财以充国库，引民怨而乱朝纲”。挑夫想上前理论，被他拦住了：“让他们说吧，横竖我也改不了了。” 城东的宅子带个小园，他亲手种了片水稻。有回插秧时被雨淋湿，咳嗽了好几天，儿子王雱急得要请大夫，他却摆摆手：“当年在鄞县当知县，冒雨查海堤的时候，比这狼狈多了。”他开始写《字说》，把“波”字解成“水之皮”，有老秀才上门辩驳，他就泡壶粗茶，听对方骂够了再慢悠悠地说：“解字如变法，我觉得合理就行。” 深秋时收到老朋友曾巩的信，说朝廷又在议论恢复新法，只是主持的人换了吕惠卿。王安石把信纸凑到灯前看了又看，突然笑出声——当年他力排众议提拔吕惠卿，这人却在他第一次罢相时，偷偷给皇帝递了弹劾他的奏章。“也好，”他对夫人说，“让他们折腾去，我这园子里的菜该浇了。” 他常去城边的定林寺，和老和尚对坐喝茶。和尚问他后悔吗，他指着寺外的稻田：“你看那稻子，春天盼着下雨，夏天怕着虫害，到了秋天，能收多少是多少。我做的事，就像撒了把种子，成不成，不是我能说了算的。”说这话时，他袖口沾着的泥还没洗净，倒比当年穿官袍时更自在。 元丰七年那个冬天，王安石在园子里赏雪时跌了一跤。弥留之际，儿子在他耳边说，朝廷下了旨，要给他追封太傅。他眼睛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最终只化作一声轻咳。窗外的雪落得正紧，把他亲手种的那片稻田，盖得严严实实。 后来有人说，王安石到死都没原谅那些反对新法的人；也有人说，他晚年常对着新法旧牍流泪。可定林寺的老和尚记得，那个总穿粗布衣裳的老头，最后一次来喝茶时，指着墙上的《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我这辈子，没辜负这七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