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制度多可怕？接待时必须动作标准面带微笑，否则会丢失性命 1942年的冬天，苏北农村的王桂英刚满18岁，正在给即将出嫁的邻居绣嫁妆。她的手指巧，绣的鸳鸯羽毛根根分明，村里的老人都说，这姑娘将来准能过上安稳日子。可安稳在炮弹声里碎得猝不及防，日军扫荡到村里，男人们被赶到场院问话，女人们被圈在祠堂，王桂英和另外五个年轻姑娘被拖上了卡车，车斗里铺着肮脏的稻草，她死死攥着口袋里娘塞的护身符，直到被磨得只剩碎布。 她们被送进了所谓的“慰安所”，其实就是几间破败的平房，每间屋里摆着两张木板床，墙角堆着发霉的稻草。第一天，一个戴眼镜的日军军官拿着册子念“规矩”：接待时要“主动迎候”，说话要“轻声细语”，哪怕疼得直哆嗦，脸上也得“带笑”。王桂英听不懂日语，旁边的朝鲜姑娘金顺用生硬的中文翻译，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她已经在这里待了半年，颧骨上有块青紫的疤，是上次没笑出来被枪托砸的。 “笑不出来怎么办？”王桂英问，声音细得像蚊子哼。金顺看了眼门口站岗的日军，飞快地说：“会被打，会被关禁闭，上次南边屋的张大姐，就是因为哭了，被活活打死在院子里，尸体扔去喂了狗。”王桂英的胃猛地一抽，她想起娘说过，人活着总得有点骨气，可在这里，骨气是会要命的。 有次轮到一个刚被抓来的15岁姑娘，她是被从学校里拖来的，穿着蓝布校服，眼里全是惊恐。日军士兵进来时，她浑身发抖，别说笑，连头都不敢抬。士兵当场就火了，薅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血顺着额头流到下巴，姑娘还是一声不吭，只是死死咬着嘴唇。那天下午，院子里传来一声枪响，金顺拉着王桂英蹲在地上，捂住她的嘴，“别抬头，别看……” 这些“规矩”根本不是什么纪律，是日军精心设计的精神绞刑。他们要的不只是身体的占有，是彻底摧毁这些女性的尊严——让你在最屈辱的时候，还得装作情愿，让你在痛苦里逼自己挤出笑容，让你从心里觉得自己“不配”反抗，甚至“不配”悲伤。王桂英后来学会了在接待时扯动嘴角，哪怕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也得让日军看到“顺从”的样子，她知道，这笑容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个儿保命的。 你能想象吗？当一个制度把“微笑”变成生死命令，当“标准动作”成为衡量是否该活着的标尺，这已经不是战争中的混乱暴行，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人性屠宰。那些日军军官，有的在家乡是丈夫，是父亲，可到了这里，却成了这套羞辱体系的执行者，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是错的？不，他们清楚得很，正因为清楚，才要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优越”，用别人的痛苦垫脚，满足那点可怜的权力欲。 战争结束后，王桂英逃了出来，可脸上的“笑”像刻进了骨头里。她不敢看镜子，一看到自己扯动嘴角的样子，就想起那些昏暗的房间，那些带血的稻草，想起那个15岁姑娘最后看她的眼神。她终身未嫁，在村里的角落搭了间小屋，每天天亮就去地里干活，天黑就睡觉，从不和人提起过去——不是忘了，是忘不了，那些被逼出来的微笑，比刀割还疼。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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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