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冬，陕西合阳的旱厕旁，何泽慧握着粪勺的手冻得发紫。粪勺撞到木桶的闷响惊动了路过的钱三强，这位中国原子能之父看见妻子在茅坑前佝偻的身影，猛地捂住脸，放声大哭。寒风卷起她灰布棉袄上的补丁，也卷走了巴黎实验室里咖啡的香气。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968年，钱三强刚从县革委开完批斗会出来，他原本准备赶回住处，却在路过一片破败院墙边时停住了脚步。 他看到一个佝偻的身影在旱厕边忙碌，冻得通红的双手紧握着一把粪勺，将粪水一桶一桶舀入木桶中，他顿时认出了那个身影，那是他的妻子：何泽慧。 曾经，这个女人在德国和法国的实验室里操作粒子加速器、探测核裂变残余物，她是中国最早一代核物理学家，拥有清华大学的学历，也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进修过高能粒子物理，发表过几十篇学术论文。 她的名字出现在欧洲多个学术期刊的封面，那是一个在国际舞台被认可的科学家，但现在她正在这里铲粪。 钱三强站在原地出声，他看到妻子小心翼翼地将木桶放平，将几页纸从地上拾起，那些是她记录计算公式的纸片，因为没地方存放，只得带在身上。 即使在这种环境中，她也没有中断过任何一次演算，她的棉衣上补丁密布，但纸张依旧被她夹得整整齐齐，上面有最近推导的高能粒子散射轨迹。 当年他们在法国共事，居里实验室的日子紧张但有秩序，他们一起分离放射性同位素，一起研究重核裂变现象，那时的他们无忧无虑，靠学术立足西方，靠成果赢得尊重。 谁能想到，如今她在西北的一处村落，用手清理牲口粪便？他站在那里久久未能动弹，他的心沉到了谷底，他知道她为什么不愿回北京，她宁可留在最基层，也不愿在政治风暴中被当作目标。 钱三强记得何泽慧常常在夜晚拿出随身的小本子，用木炭、铁钉甚至牙签在废纸背面勾画公式，有时还在柴禾垛上摊开一本破旧的俄文物理教材，反复背诵公式结构和对撞参数。 每天，何泽慧完成三十多担的粪水运输，没人知道她在每一段来回中推导了多少组合结构，没人看见她在休息时间拣起麦壳草杆反复计算束缚能变化。 何泽慧白天穿着脏兮兮的棉衣，夜晚躲进屋角用手指在泥墙上演算，别人以为她是在发呆，只有钱三强知道，那是她在回忆曾经粒子实验中测不准的那一组数据。 曾经的生活简单又充满希望，他们在清华园内执教育人，课后带着学生分析实验数据，在实验室外还会讨论西方的最新论文。 课余时间，何泽慧喜欢研读苏联出版的物理年鉴，而钱三强则整理国内外研究成果，每当出现突破性进展，两人便兴奋地整晚不眠，彻夜交流。 那个年代，他们讨论的是中国何时能建立自己的原子研究平台，是中国科学界如何走出封锁，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核研究系统。 直到政治运动席卷而来，他们双双被下放，研究计划中止，实验数据失传，那些尚未公开的成果、尚未申报的专利，统统被打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范畴。 他们从最早的参与者变为批斗的对象，生活节奏被打乱，科研理想被阻断，尽管如此，何泽慧从未想过彻底放弃。 她深知那些被压制的理论总有一天会被需要，而她必须活着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她用看似简单的劳动作为掩护，却将大脑运转保持到最大负荷。 1970年秋天，她被安排修理农机设备，在那些油腻腻的零部件中，她突然发现一枚进口轴承。她轻声念出编码，立刻指出来源、年份和构造原理。 这一幕被在场的一位技术员看到，上报到县里，最终引起了上层的关注，很快，她被调入农机站负责设备翻译与改造任务。 1973年，一纸调令把她召回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她没带任何行李，只拿着一本笔记本就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实验室。 身边的设备已经更新，研究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她不需要重新适应，她迅速找回工作状态，重新进入原子核结构研究课题组。 在北京的每一天，她几乎都工作到深夜，她不仅重新梳理过往未完成的模型推导，还重新绘制中子碰撞曲线，并主动参与了实验设备的测试与维护。 她对科学的执着几乎没有间断过，每次数据出现误差，她都反复计算到最后一位，即便身体逐渐衰弱，她也要求亲自审核每一份实验报告。 1992年，钱三强因病去世，追悼会之后，何泽慧独自回到书房，清点他生前留下的所有研究资料，她没有选择离开原居所，也没有申请任何待遇调整。 每天清晨，她仍提着布包挤公交去研究所，将午饭放在旧铝饭盒里继续伏案工作，她的生活没有因年岁增长而停顿。 2011年初春，她住进协和医院，尽管行动受限，她依旧在病床上与学生交流最新的数据模型，甚至手指在被褥上勾画逻辑结构图。 她的生命走到尽头时，没有隆重的告别仪式，也没有特别的纪念，但她的科研记录被完整保存下来。 （主要信源：《何泽慧传》（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