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一名女地下党在宿舍被捕，临走前请求让她将阳台的衣服给收下来，以免

1950年，台湾一名女地下党在宿舍被捕，临走前请求让她将阳台的衣服给收下来，以免回头下雨淋湿，敌人略加思索后点头，随后，她从阳台取下一件旗袍。殊不知那是她的情报信号。 （参考来源：萧明华：碧血洒宝岛魂兮赋归来 中国军网） 1950年的台北，晨雾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这座充满猜疑的城市。楼下巷弄里，黄包车夫低头擦拭车把，手中半张《中央日报》被攥得发皱，那是他与萧明华的接头暗号。空气中弥漫着湿冷的寒意，夹杂着国民党特务四处搜捕的紧张气息。萧明华的目光扫过对面阁楼，那里潜伏的观察员正用望远镜捕捉她的每一个动作。她知道，时间不多了。 她轻声请求特务：“能不能让我把阳台的衣服收下来？下雨会淋湿的。” 特务头子斜了她一眼，帽檐下露出一抹冷笑，却点了点头。萧明华缓步走向阳台，拿起那件湖蓝色旗袍，衣摆在晨风中微微摆动。她故意将衣领朝外，领口绣着的木棉花在微光中格外显眼——那是停止一切联络的暗语。晾衣绳上的渔人结，左三圈右两圈，早已被对面阁楼的同志记下，那是危险即将来临的信号。 旗袍的第三颗盘扣里，藏着一枚微缩胶卷，薄如蝉翼，记录着金门防御工事的详细坐标。这是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关键情报，凝聚了无数地下党同志的心血。萧明华的手指在折叠衣物时，轻轻划过下摆，触碰到浸泡过密写药水的布料。那块布料只要遇热，就会浮现出敌人军港的布防图。她不动声色地将旗袍贴近怀里的暖手炉，动作轻柔得像在抚平岁月的褶皱。 楼下的特务正在翻检她的书桌，抽屉被粗暴拉开，书本散落一地。他们没注意到，梳妆镜反射的阳光正以特定的节奏闪烁，那是萧明华用手指遮挡镜面打出的摩斯密码，向三百米外的教堂钟楼传递警报。钟楼上的狙击手眯起眼睛，记下信号，悄然撤离。 特务头子点燃一支烟，吐出的烟圈在晨光中散开，他盯着萧明华的背影，语气冰冷：“于非在哪儿？说出来，少受点苦。”萧明华转过身，嘴角微微上扬，眼神却如寒冰般坚韧。她知道，丈夫于非此刻正藏身台北桥下的渔船，怀揣另一份情报，等待她的信号撤离。她一言不发，只是将旗袍抱得更紧。 囚车启动时，引擎的轰鸣划破清晨的寂静。萧明华被推上车，透过车窗，她最后看了一眼空荡荡的阳台。 晾衣杆在晨光中投下栅栏般的阴影，仿佛在诉说她的命运。对面阁楼的观察员早已将木棉花暗号传递出去，地下党网络迅速运转起来。几个小时后，于非带着胶卷登上一艘伪装成渔船的货轮，消失在基隆港的渔汛中。 与此同时，台北城另一角，一间不起眼的茶肆里，老周低头啜着清茶，眼角余光瞥见街边卖报小孩手中的报纸。 报纸折叠得异常整齐，右下角有一道不起眼的划痕——紧急信号。他不动声色地离开茶肆，跟着小孩来到一条僻静小巷。小孩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速查蓝山咖啡馆，内有埋伏，情报已附旗袍。”老周心头一紧，联想到萧明华被捕的消息。他迅速召集几名可靠同志，赶往安全屋，小心拆开从旗袍滚边取下的纸条。 纸条上密密麻麻写着国民党即将展开的大规模搜捕计划，以及潜伏在地下党内部的叛徒名单。 时间如刀锋般逼近，老周和同志们争分夺秒。一组人紧急通知可能暴露的同志转移，另一组人着手排查叛徒。夜色中，台北的街巷弥漫着湿冷的雾气，地下党成员像幽灵般穿梭，避开特务的耳目。最终，他们成功揪出叛徒——一名伪装成进步学生的特务卧底，险些让整个网络覆灭。 而在监狱的铁窗后，萧明华的处境却愈发艰难。特务用老虎凳压碎了她的膝盖，烧红的烙铁在她的锁骨上留下焦痕，皮鞭抽打在她瘦弱的身上，鲜血渗进囚衣。她咬紧牙关，脑海中浮现的是海南岛的椰林与海浪，那是她从未见过的解放之地。她知道，只要情报送达，牺牲便是值得的。敌人软硬兼施，试图从她口中套出更多秘密，但她始终沉默，眼神里燃烧着不屈的火焰。 1954年，海南岛解放后，我军在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中发现了萧明华的审讯记录。记录显示，她在赴刑场前夜，用指甲在牢房墙壁上刻下：“碧血洒孤岛，惊涛映晓霞。”这句诗，成为她生命的最后注脚。那件褪色的蓝旗袍，如今陈列在国家安全教育馆的展柜里，沉默地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根据历史资料，1950年的台湾，中共地下党在“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开展了大量情报工作，支持解放战争。吴石将军作为地下党高级领导人，曾通过微缩胶卷传递金门、海南等地敌军布防信息，直至被叛徒出卖，于1950年6月牺牲。 类似萧明华的故事在地下党中并非孤例，许多无名英雄通过日常物品（如衣物、书本）传递情报，展现了惊人的智慧和牺牲精神。白色恐怖期间，约有数千名地下党成员被捕，多数遭受酷刑或被处决，他们的贡献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