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保卫部门清查北京的敌伪档案，发现了1名叫做王德的蓟县籍特武，当即，就有人向总参某举报作战部副部长名叫王德，也是蓟县人，应该逮捕起来。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68年，北京的一个清晨，档案室的灯早早亮起，清查敌伪档案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干部们一页页翻阅着早已泛黄的文件，试图从中找到历史遗留的蛛丝马迹，就在这个过程中，一份不起眼的档案突然引起了注意，那是一份关于蓟县籍特务的记录，名字叫“王德”。 这份档案记录着一个人曾在敌占区活动的细节，内容明确，罪证确凿，可真正让人心惊的，是王德这个名字和他的籍贯——这与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王德完全相同，同名，同姓，同籍贯，这些巧合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绝不是简单的巧合，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一封举报信很快跟着到了总参，内容直指副部长王德“身份可疑”，要求立刻采取措施。 举报信内容严厉而直接，在不少人眼里，已经像是一张定罪书，有人甚至开始私下推测，这位将军是不是隐藏得太深，一时间，军内外议论纷纷，气氛变得异常紧张，面对这样的指控，不少人觉得没必要再多问，直接扣起来查就是。 可事情并没有顺着这股风声继续下去，总参副总长李天佑很快获悉了这件事，他是从革命战争年代一路打上来的老将军，见过太多冤假错案，也深知一个人的清白不能凭空被剥夺，他没有直接驳斥举报信，也没有立刻下命令，而是要求把调查做细、做全，不许冤枉一个好同志。 调查组火速展开行动，首先他们对照了敌伪档案中的信息，从时间线开始梳理，那份档案显示，那个王德早在1945年就已经被华北地区的游击队击毙，这一点在当年的战斗记录中有明确记载，甚至还有当时游击队的简要战报可佐证。 而总参的王德将军，1945年那会儿正带兵在山东战场打仗，他在那一年的几场战斗中，都有明确的功绩记录，文件中详细记载了他的部署安排和战斗表现，完全对得上时间线，更重要的是，那些战报上的名字、签字和现场照片，都一一对应，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调查组不敢掉以轻心，又查阅了两人的身体特征，敌特王德是个身材矮小的左撇子，而作战部的王德身材中等，惯用右手，这在部队的体检档案里也有记录，多年来体能评估和枪械训练报告显示他一直使用右手射击。 为了进一步确认，调查人员找到了王德当年的老连长，这个已经年迈的老人拄着拐杖，仍记得当年战场上的点滴，他回忆起某次战斗结束后，是他亲自把负伤的王德从尸堆中背了出来，那次战斗极其惨烈，王德肩部中弹，差点命丧当场，这段经历在战后报告中也有提及，王德因此还获得了嘉奖。 调查组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在王德的军装里侧，有一道子弹造成的旧疤痕，是1942年抗日作战时留下的，这一伤痕和当年的战地医务记录完全吻合，而敌伪档案中的那个王德，没有任何受伤记录，更别提这样的战斗痕迹。 经过几个月的详查，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这两个王德根本不是同一个人，一个早死在敌占区，一个却在新中国的战场上屡立战功，他们只是碰巧有着相同的名字和籍贯而已。 当调查组正式宣布结论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王德本人却没有因此欢欣雀跃，他只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的角落，不发一言，眼角湿润，他知道，这场风波差点就把他的名誉和一生的奋斗都掩埋了。 王德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军事建设，他几乎把整个人生都献给了军队，他头脑灵活，战场上敢打敢拼，尤其擅长渗透敌后、搜集情报，淮海战役时，他冒着敌人的炮火深入前线，从死人堆里扒出了交通图和布防图，为后续战斗提供了关键支撑。 可他也从来不是一个圆滑的人，1958年军区开会时，他认真对待了“可以提意见”的号召，写了一张批评高层将领的意见稿，直言某些领导“方法简单”、“精神不足”，本以为能推动改进，结果却被视为“态度不端”，不久，他被调往地方，参与农业规划工作，五年里，他每天面对的不是地图和战术，而是灌溉渠道和水利模型。 1962年，老战友们多方奔走，才把他调回军事系统，可刚刚重新走上岗位，还没站稳脚跟，就遇上了这场身份危机，也许正是因为有了那次被“错判”的经历，他对待清白这两个字看得尤其重。 1979年，王德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参谋长，分管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那段时间，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在办公室里翻阅案卷，每一桩冤错案的背后，都可能是一个家庭的破碎，一个同志的沉冤，他不敢有丝毫马虎，有人嫌他进度慢，向上反映，说他“拖延工作”，可他只说了一句话：“宁可慢，不可错，”这个态度得到了司令员韩先楚的全力支持，“军区给你撑腰”。 最终，经他手处理的案件，没有一例被翻案，无一冤错，他用自己的谨慎，为无数人守住了一份迟到的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