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去世的第2天，和鲁迅反目成仇13年的弟弟周作人，若无其事地去学校上课。课上，周作人讲到颜之推的《兄弟篇》，他的眼眶突然发红，想起和鲁迅断交的那天。
（参考资料朱正：《鲁迅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936年10月20日，北京秋雨绵绵，燕京大学的校园被细密的雨丝笼罩。周作人撑着一把黑伞，步伐沉稳地走进教室，学生们早已习惯他那身灰色长衫和温和的嗓音。可今天，教授的眼神却藏着异样的沉重，仿佛雨水压住了他的心。课桌上摊开的是《颜氏家训》，他低声讲到《兄弟篇》，说到“兄弟之道，贵在和睦”时，声音忽地一顿，眼眶微微泛红。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对视一眼，察觉到这位平日冷静的教授有些不对劲。没人知道，就在前一天，鲁迅——他的大哥周树人——因肺结核病逝，享年55岁。十三年的隔阂，兄弟间的恩怨，竟在这一刻，悄然刺痛了他的心。那封1923年的绝交信，又是为何而写？
十三年前，北京八道湾11号四合院的槐树下，夏日的蝉鸣刺耳而单调。
鲁迅坐在书房，桌上堆满了稿纸，墨迹未干。他刚从教育部下班回来，疲惫地揉着额头，耳边却传来后院羽太信子的笑声。那是周作人的妻子，一个来自日本的女子，操持着整个周氏家族的日常。她在院子里指挥仆人，用日语喊着让孩子穿上和服，准备晚饭的寿司和味噌汤。鲁迅皱了皱眉，推开窗，槐树的影子在地面摇晃，像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八道湾的四合院，是他1919年倾尽积蓄买下的，耗费3500银元，还特意装了自来水，改了日式障子门，只为让弟弟一家住得舒心。可如今，这座院子却成了他最陌生的地方。 那天上午，书房门被猛地推开，周作人脸色铁青，递上一封信，字迹工整却冷如冰霜：“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愿你安心，自重。”
鲁迅愣住了，信中的措辞像刀子，割断了他对弟弟的最后一丝期待。他想问个明白，却只换来周作人的背影，消失在后院的障子门后。信里提到的“昨天才知道”，究竟是什么？坊间传言，羽太信子曾向周作人告状，称鲁迅偷看她洗澡。这话荒唐至极，八道湾的院落布局紧凑，窗外种满花木，鲁迅深夜还在书房赶稿，哪有闲情做这种事？
可周作人信了妻子的话，未加核实，便下了逐客令。鲁迅的日记里，没有只言片语提及此事，只在7月19日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字面平静，背后却是滔天的失望。 八道湾的矛盾，远不止这一桩。鲁迅作为长兄，承担了周氏家族的重担。
1919年，他卖掉绍兴老宅，带着母亲、妻子朱安和弟弟两家迁到北京，买下这座三进四合院，梦想兄弟同心，赡养母亲。可羽太信子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她将家中布置得像日本宅邸，家具是日式的，仆人是日本人，孩子们说日语，连饭桌上都是清酒和生鱼片。
鲁迅的稿费和薪水，成了家庭开支的主力，却被羽太信子大手大脚地花在日本货上。她甚至请来远在日本的父母和妹妹羽太芳子——后者后来嫁给了周建人，姐妹俩在家中形成了“日本派”。鲁迅曾私下抱怨，家里的账目亏空严重，管家徐坤贪污，他劝羽太信子节俭，却被置若罔闻。周作人呢，总是沉默，站在妻子一边，像是默认了这种“文化侵蚀”。
思想上的分歧，也在悄然拉开兄弟间的距离。早年，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提倡民主与科学。那时的他们，是五四运动的战友，志同道合。可回国后，鲁迅的笔锋越发犀利，《呐喊》《彷徨》直刺社会弊端，字里行间透着战斗的火焰。
周作人却选择了一条温和的路，他的散文如《雨天的书》，娓娓道来，谈文学、谈生活，推崇“中日亲善”。这种分歧，在八道湾的日常摩擦中被放大。 1923年8月，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搬出八道湾，住进砖塔胡同61号。从此，兄弟俩形同陌路，十三年未曾往来。
周作人则在《苦茶》中写道，八道湾的雨天让他辗转难眠，仿佛那些未解的恩怨，化作了窗外的滴答声。1924年6月，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羽太信子和周作人却当众辱骂他，周作人甚至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砸向他，幸被旁人拦下。
那一刻，兄弟间的血脉，仿佛被彻底斩断。 回到1936年的课堂，周作人停顿的那一刻，教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没说一句话，只是用手帕擦了擦眼角，继续讲课。学生们后来才知道，鲁迅去世的消息，早已传遍北京，而周作人选择在课堂上沉默以对。
他未出席大哥的葬礼，也未公开悼念，只在后来的《知堂回想录》中，隐晦写道：“我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藏着他对往事的复杂心情。
兄弟失和，不仅是家庭悲剧，更折射出五四时期新旧文化的碰撞，中日文化的冲突，以及个人选择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鲁迅用笔唤醒国人，周作人用文字点亮内心，两人的光芒虽不同，却都照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角。只可惜，那座八道湾的四合院，终究留下了兄弟永不相见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