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恩施分区司令员王定烈乘车去剿匪，途中得知参谋在出发前打了电话，感觉不对劲，下令原路返回，第二天，侦察科长说：“昨天幸亏回来了，一股土匪在半路埋伏，要伏击你，” 1950年夏日，恩施山区林深路险，匪患横行，王定烈，这位年仅三十出头的恩施军分区司令员，正面临一场不同于以往战场正面对决的特殊战斗，在这片山高谷深、交通闭塞的地域，匪患与战火看似零星而散乱，却暗藏着精心布设的圈套与杀机。 一切始于一次看似寻常的行军，那日清晨，王定烈本打算率数人轻装前往来凤县，原计划中并无大部队护送，只随行几名参谋与警卫，山路颠簸，林木遮天，车队缓缓前行，途中忽然转向返回，令同行者一头雾水，这一决断看似突兀，却在第二日被证明至关重要，消息传来，前一日原路线已被土匪设伏，伏击点精确地选择在车队必经之路，一旦落入圈套，后果不堪设想。 事后查明，原来部队出发前的一通电话暴露了行踪，当地电话线路陈旧裸露，通信安全形同虚设，而土匪之中不乏原国民党通信人员，他们早在电话局安插耳目，专门监听军队动向，那一通“例行通知”，恰恰成了敌人瞄准目标的信号。 王定烈并非偶然警醒，他在长期战事中磨砺出的警觉，来自无数次与死神擦肩的经历，从红军时期的长征，到抗战中的游击战，再到解放战争的分区作战，他早已习惯在细节中捕捉危险的蛛丝马迹，那次途中回撤，并非仅凭直觉，而是对整个战场态势的冷静判断——在敌情未明、通信系统存疑的情况下，任何一次出行都可能是对方的“战机”。 危机解除之后，王定烈并未就此松懈，他清楚，眼前这场剿匪战斗，绝非一场简单的围剿，土匪熟悉地形，潜伏于民间，又善于利用各种通信手段获取情报，正面交锋并不足以根除其根基，必须从渗透与反渗透的角度，重新构建一整套对敌策略。 于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情报战悄然展开，王定烈命令部队暂时中止一切对外通话，所有重要信息改为人工递送，同时开始反向布局：参谋部故意通过明线释放“王司令即将率小部队视察某地”的虚假信息，数日后，位于预定路线的山谷中果然出现大批土匪踪迹，王定烈随即调集兵力，夜间秘密布防，在黎明前发动突袭，一举全歼埋伏之敌，并缴获电话监听设备和一份军分区干部名单。 这一战役的胜利，不仅打破了敌人的信息优势，更揭开了敌方潜伏网络的冰山一角，王定烈立即着手整顿通讯系统，邀请军区技术人员对线路进行加密改造，同时对电话局人员展开审查，最终揪出多名隐藏的土匪线人，这些线人多为旧政权遗留人员，熟悉系统、精通技术，长期潜伏，极具危害性。 剿匪行动由此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王定烈深知，仅靠军事打击难以根除匪患，敌人活动方式灵活，往往夜间出没、白天藏匿，且与部分地方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他提出“以剿促建、剿建结合”的策略：一方面以连为单位，深入山区驻扎，逐村清查，步步为营；另一方面积极发动群众，依靠民众提供线索，建立防匪自保组织。 群众工作成为剿匪战中的关键一环，王定烈严令部队执行纪律，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任何战士不得骚扰百姓，不得擅取民物，士兵进村后，主动帮老乡砍柴、挑水、修路，赢得了村民的信任，有的村民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偷偷为部队送情报，揭发隐藏的土匪联络点。 与此同时，王定烈还组织宣传攻势，通过广播、标语、墙报，让群众了解中央政策，明辨敌我，他主张对土匪实施“宽严相济”的政策，劝降为主，强攻为辅，有些土匪头目见风不对，纷纷举白旗投诚，甚至带着枪支和情报归顺，王定烈命令对这些人一一甄别，凡真心投诚者，给予政策宽大，个别表现突出的还被安排参加民兵组织。 剿匪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一次社会重建的过程，在王定烈的部署下，恩施军分区以“清匪、建政、建军、建民”四位一体的方式，逐步推进社会秩序恢复，每剿灭一处匪区，立即组织政工骨干进驻，协助地方建立政权，开设识字班，恢复生产秩序，确保匪患不再死灰复燃。 到1951年5月底，恩施地区匪患基本肃清，军分区共剿灭大小匪股一百余股，缴获武器万余件，弹药百余万发，这一年半的艰苦战斗中，部队伤亡近五百人，几乎每一个连队都有人牺牲，王定烈常说：“敌人只要还藏在山里，就不能说我们赢了，”胜利来之不易，但他从未将其视为终点，而是新的治理与建设的起点。 那年建军节，恩施各族群众自发在镇上组织纪念活动，感谢部队还他们以安宁，盛大的庆典上，王定烈接过苗族姑娘递来的米酒，一饮而尽，随后，他又倒了一碗，缓缓洒在地上，他没有说话，只是低头凝视酒洒之处，久久未动，那一刻，无需语言，所有人都明白：这碗酒，是敬给埋骨山林的战友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