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对叙利亚的系统性削弱始于2011年叙内战爆发后，利用其混乱精准打击其防空力量。据军事专家统计，截至2023年，以色列空袭已摧毁叙政府军超过80%的防空系统及数百件重型武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数据），极大削弱其国防能力。 戈兰高地被以方非法占领是核心问题。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武力夺取该地，并于1981年单方面“吞并”。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第497号决议均明确要求以色列撤出，但至今未执行，构成对国际法的持续践踏。 轰炸总统府事件（如2017年、2023年）极具象征性打击意义。此类行动公然侵犯主权国家核心机构，远超“自卫”范畴。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攻击一国元首驻地严重破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加剧地区紧张。 以色列行为模式具有显著机会主义特征：利用叙利亚深陷内战（死亡超50万人，联合国数据）、国力衰微之际，持续扩大军事优势。其表面理由（如打击伊朗目标）难以掩盖实质上的领土扩张与战略挤压意图（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报告）。 国际反应长期疲软助长了以方行为。美国多次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庇护以色列（如2023年2月否决谴责定居点决议），西方双重标准削弱了国际法治效力，导致叙利亚等受害国求告无门，形成“强权即公理”的恶性循环。 我认为，以色列的行径确实暴露了强权政治下国际秩序的脆弱性。其利用叙利亚危机制造“既成事实”的策略虽短期得利，但严重侵蚀国际道义基础，加剧仇恨与不稳定。长远看，缺乏正义的“安全”终难持久，国际社会亟需真正有效的问责机制约束此类单边霸权。强权不能取代公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