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帝梁家辉曾经在节目上谈到爱国情结，他毫不留情表示“我觉得香港人其实挺可悲的，被英国人统治了一百多年，在回归以前，我们这一辈人很缺乏对祖国的概念！” 梁家辉出生在1958年，那是香港还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年代。彼时的香港，几乎所有的教育内容都与中国大陆划清界限。学校里讲的是英文，教的是英国历史，升旗是米字旗，唱的是英国国歌。 很多香港人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是香港人”的观念。中文课在学校里是副科，普通话在街头几乎听不到。 中国历史被压缩成寥寥数页，对祖国的认同感在潜移默化中被淡化。这种“去中国化”的教育，几代人都身处其中。 梁家辉也不例外。他坦言，小时候对“祖国”两个字没有概念，心里甚至对大陆有些抗拒，觉得遥远而陌生。直到进入演艺圈，直到他真正踏上内地的土地，拍下那几部有争议又意义重大的电影，他才开始彻底改变。 1983年，梁家辉凭借与李翰祥合作的《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一举夺得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影帝。当时的他风光无限，资源不断，正是前途一片光明。 但谁也没想到，这两部电影会成为他事业的转折点。《火烧圆明园》在北京拍摄，讲述的是近代中国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 在当时两岸三地政治敏感的背景下，这样的题材被部分媒体和独立派视为“向大陆靠拢”的表现。 很快，台湾方面颁布禁令，限制香港艺人赴内地发展；香港某些媒体也开始集体施压，要求梁家辉就“政治立场”作出表态，甚至公开道歉。 面对外界的质疑与压力，梁家辉没有退让。他在一次采访中坚定地表示：“我就是一个中国人，我在我的国家拍戏，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就是这样一句话，直接引发了他长达三年的“封杀期”。 没有人敢再找他拍戏，电话一夜之间变得冷清。他的公司资金链断裂，剧组也解散。他甚至被迫在铜锣湾街头摆地摊，用手工制品勉强维持生计。 在那个年代，一个影帝蹲在街边卖手工艺品，是媒体最喜欢的“笑话”。但梁家辉没有低头。 他说：“没戏拍，我就摆摊；没人要，我就靠自己活下去。”这种不屈不挠的劲头，比任何一部电影角色都更真实。 在他最落魄的时候，江嘉年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她是电台的节目制作人，偶然从朋友口中得知梁家辉的情况，起初是出于敬意与同情想采访他，但随着接触的深入，她被这个男人的坚持与骨气彻底打动。 江嘉年不惜与电台高层争执，也要让梁家辉出现在她的节目中。她甚至不顾个人前途，冒着丢工作的风险力挺他。 梁家辉起初并不愿意接受帮助，因为他不想拖累别人。但江嘉年一句“哪怕我丢了工作也愿意帮你”，彻底打动了他。 两人很快相恋，结婚的时候没有婚礼，没有宾客，只有两颗被生活打磨得更加坚定的心。从那一刻起，江嘉年成了梁家辉最坚实的后盾。 后来，在老朋友如周润发、徐克的帮助下，梁家辉重新回到了镜头前。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急于复出，而是一步一步用演技重新证明自己。 《监狱风云》让他再次成为焦点，《寒战》中的警官角色展现了他对角色情感的精准把控，而《黑金》《智取威虎山》更是让观众看到他“千面影帝”的真正实力。 为了一个角色，他可以写十几万字的人物小传；为了演得真实，他愿意花几个月时间钻研人物心理。他不是靠流量，不靠炒作，只靠作品和实力说话。 他的演技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沉稳。他自己说：“这些年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自己真正想演的，是人，不是角色。” 在一次节目中，主持人问他怎么看待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他没有回避，坦率地说：“我觉得香港人其实挺可悲的，被英国人统治了一百多年，在回归以前，我们这一辈人很缺乏对祖国的概念。” 这话一出，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人力挺他的直言不讳，也有人指责他“政治不正确”。但他没有解释，也没有改变。 他知道，这不仅是他自己的感受，更是一代香港人真实的精神状态。他希望通过自己这番话，让更多香港人开始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该往哪里去。 其实，梁家辉并不是一个喜欢谈政治的人。他更愿意讲故事，讲角色，讲生活。但当一个人的一生被政治影响得如此深刻，他自然有资格说出真话。 他没有像某些明星那样在政治风口上左右逢源，也没有在舆论压力下妥协。他选择了坚持，选择了真实，也选择了承担一切后果。 他知道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会伴随着争议。但他也知道，有些话必须有人说出来。 如今，梁家辉依旧活跃在荧幕上。他的作品依旧有口皆碑，他的生活低调而幸福。他和江嘉年的感情一直稳定，他也始终把“爱国”这两个字放在心里。 信息来源： 《梁家辉：香港太畸形 无国家观是历史原因》——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