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甘肃省武威西路军烈士陵园落成时，幸存者董桂芳在碑前哽咽着说：“我们不

1987年，甘肃省武威西路军烈士陵园落成时，幸存者董桂芳在碑前哽咽着说：“我们不是逃兵，被俘不是罪，投降才是。”这句话道尽了所有红西路军被俘女战士的心酸 。 1937年3月一支由三十余名红军女战士组成的队伍在马家军押解下艰难前行。她们隶属于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平均年龄不足20岁，最小的仅13岁 。在经历梨园口血战、石窝山突围后，这些历经九死一生的女战士最终未能逃脱被俘的命运。马家军骑兵挥舞着马刀，用生牛皮绳将她们串联成串，沿着河西走廊向青海方向行进。每到宿营地，就有反抗的女兵被拖出队伍，以“祭旗”为名勒死或活埋，尸体被随意丢弃在雪地里，次日便被新雪覆盖 。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妇女先锋团1300余名女战士随队出征 。这支诞生于川陕苏区的部队，前身是妇女独立营，成员多为贫苦农家女，在长征中三过草地、两越雪山，练就了顽强的战斗意志。她们肩负着战场救护、物资运输和宣传动员的任务，却在河西走廊遭遇了最残酷的考验。 古浪战役中，红九军与马家军展开激烈巷战，妇女团奉命掩护主力撤退。时任护士的刘汉润回忆，她们剪短头发扮成男装，用38式马枪和石头与敌人周旋，坚守临泽县城20余天 。但马家军骑兵凭借机动性优势，不断对西路军实施分割包围。在倪家营子突围时，女战士们弹药耗尽，只能用锥子、剪刀与敌人肉搏，40余名女兵战死沙场 。 进入祁连山后，部队陷入绝境。零下30℃的严寒中，战士们穿着单衣，靠宰杀战马和食用风化红黏土充饥。1937年3月石窝会议后，妇女团奉命分散突围，大部分战士在搜山行动中被俘。 抵达西宁后，被俘女兵被分为两部分：年轻貌美者送入“新剧团”，其余则送往羊毛厂、医院做苦役。所谓“新剧团”，实为马步芳设立的军妓院，被俘的女演员党文秀、黄光秀等人落入魔掌。党文秀被赏给传令兵马威后，多次试图逃跑均被抓回，最终被折磨致死 。而黄光秀则假意顺从，利用马步芳对她的宠信，在“婚礼”庆典中策应地下党，成功营救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张琴秋改名“苟秀英”，经河西群众帮助辗转抵达西安 。 在羊毛厂，女战士们每天要背负50斤羊毛步行数十里，稍有懈怠就遭皮鞭抽打。胡秀英等3名女兵试图逃跑，被抓回后遭毒打，随后被押往南门外万人坑活埋。胡秀英在乱葬坑中苏醒，趁夜从尸体堆里爬出，装哑巴流浪三年才找到党组织 。类似的遭遇在战俘营中屡见不鲜，凉州监狱的女囚们为保命，故意蓬头垢面、装疯卖傻，即使被拔掉指甲、打断肋骨也不吐露实情 。 面对非人的折磨，女战士们展现出惊人的生存智慧。排长吴珍子被马家军参谋长韩得庆盯上后，假意顺从，借机绘制军营布防图，最终趁换岗时越城逃脱，在藏族群众帮助下找到八路军 。华全双被分给副连长刘云库后，与刘妻建立信任，趁其夫醉酒时盗走通行证，连夜投奔晋绥边区部队 。更有女兵通过“假结婚”策略，与被俘男战士组成临时家庭，以此掩护身份 。 在西宁陆军医院做苦役的陈慧芳，利用给伤兵换药的机会，偷偷收集磺胺粉和绷带，藏在发髻中分给伤病战友。她还与地下党员配合，将马家军的调动情报写在布条上，塞进药瓶传递出去 。这些看似微弱的抗争，为后来的营救行动提供了关键信息。 1937年5月，党中央通过多方渠道展开营救，陈云、滕代远在星星峡接应西路军左支队时，专门安排人员寻找被俘女兵下落 。但大部分幸存者的归队之路充满坎坷。何福祥被俘四次、逃跑四次，直到1985年才恢复党籍，补交了460元党费 。陈慧芳在解放后多次申诉，才被确认为西路军老战士，领到生活补助 。 那些未能等到平反的女兵，命运更加悲惨。党文秀被枪决时年仅21岁，尸体被剥光衣物扔进乱葬坑；吴富莲在武威监狱绝食殉节，临终前将两枚银圆托付给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