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国女翻译刘禄曾前往美国进行访问，无意间她发现一个美国男人一直盯着自己看，几分钟后这个美国男人竟然情绪激动的直接冲到了她的面前，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刘禄曾出生在1928年，上海，家世显赫，祖父是清朝末年的高官，父亲是银行行长，母亲出身名门，教养极严，家中住的是洋房，讲的是规矩，送她去的是最好的中西女校，在那个年代，女孩读书已属不易，她却一路读进了东吴大学法学院，英语成绩拔尖，口语极好，原本，她的人生轨迹再清晰不过：毕业后进入律所，或者出国深造，嫁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过一辈子平稳的日子。 然而，1950年，一切都变了，新中国刚刚成立，朝鲜半岛战火突起，全国动员抗美援朝，急需大量懂英语的人才，刘禄曾没有犹豫，她脱下学生时代的呢子大衣，换上厚重军装，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敌工部的一员，随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战火纷飞的朝鲜。 朝鲜的冬天比她想象得要残酷得多，冻土、雪野、断水、缺粮，所有的恶劣条件她都遇上了，刚到前线那几天，她的脚底磨出血泡，在行军途中忍不住叫了一声，立刻引来战友的侧目，她咬紧牙关，从此再没出过声，防空洞里是她的临时“办公室”，头顶是随时可能炸下来的炮弹，眼前是一堆刚刚翻译到一半的战俘材料，冷风吹得人直哆嗦，干粮硬得咬不动，她却硬是撑了下来。 她的工作内容复杂：翻译、审讯、记录，还要参与心理战，每天面对的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战俘，有人桀骜不驯，有人沉默寡言，有人装聋作哑，她不靠吼，不靠压，而是靠耐心、细致和对人性的洞察，她最先注意到，很多战俘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的家庭贫困，有的被迫参军，有的甚至根本不理解战争的本质，她逐一记录他们的背景、经历，翻阅他们手稿上的每一个细节，一点点地打开这些人的防线。 有一次，她遇到一名美军陆战队新兵，年轻，神情冷漠，言语极少，但她从他鞋带上的绑法看出他曾经学过军校，从他手掌的茧子判断他干过体力活，她花了整整五天时间，一点点聊开他的话匣子，最后得知他是为减刑才被迫参军的，她没有斥责，也没有安慰，只是不断向他解释这场战争的根源，让他明白自己陷入了怎样的局势，最终，他选择配合审讯，并主动写下材料，成为战俘政策转变的重要突破点。 1952年冬，战事进入胶着状态，志愿军决定发动心理战攻势，她被选入前线广播小组，全天候驻扎在坑道中，用英语向敌方阵地喊话，她的声音被录在磁带里，通过大喇叭传出：讲战俘营的生活、讲志愿军的政策、讲思乡的情感，她还挑选了几首美国老歌作为背景音乐，像《甜蜜的家》之类，勾起敌军士兵的乡愁，广播之后，敌阵出现明显动摇，哨兵换岗频繁，甚至有士兵试图投降，战士们开始称她为“坑道里的夜莺”，因为她的声音成了黑暗中唯一的抚慰。 那一次任务，她每日睡不到四小时，几次在炮火下惊险脱身，有一次炮弹在广播站附近爆炸，她被震得耳鸣数日，身上溅满泥土和碎石，但她没有离开岗位，只是包扎后继续工作，她知道，这场战争不是靠枪弹全赢的，人心的战线同样重要。 战后，她调入外交系统，进入南京外事办公室，开始新的工作，她不再面对战俘，而是面对来访的外国代表团，身份从翻译变成了文化交流的桥梁，她没有把语言当作工具，而是始终带着一种理解和沟通的愿望，她从不端架子，也不怕麻烦，每一次接待都事无巨细，力求让对方看到真正的中国。 1979年，中美关系刚刚恢复正常，她作为访问团成员前往美国，这是她人生的又一次转折，那一年，她年过五十，早已不再是那个在雪地里喊话的小姑娘，但命运似乎还记得她，安排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重逢。 在一次对外晚宴上，她被安排在靠窗的位置，饭还没开始，她就注意到对面有个中年男人频频看她，她并未在意，以为只是外国人对亚洲面孔的好奇，直到那人起身，走到她面前，取出一把旧木梳，那是志愿军战俘营里发的生活用品，刻着“和平”两个字，她一眼认出，那是几十年前，她亲手递给一个高烧战俘的梳子，她记得他当年病得迷糊，是她为他送水、守夜，后来他才开始配合审讯，这个男人，就是他。 他没有说太多话，只是小心翼翼地把那把梳子放回口袋，像是收起一段记忆，他的眼神不再有敌意，只剩敬意和感激，那顿饭他们都没吃完，周围人也被这场重逢惊呆了，但没有人打扰，那一刻，比任何外交辞令都更有力量。 她回国后继续工作，后来退休，在南京的老年大学教英语，讲述她的经历，她不夸耀，也不掩饰，只是把那些风雪中的故事讲给下一代听，她常说，战争是最残酷的事，但人的善意，是最坚强的东西。 信息来源：中国江苏网--寻访抗美援朝老兵｜刘禄曾：当年审讯过的美军俘虏，在美国认出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