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我国浓缩铀生产陷入困境，而浓缩铀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技术。钱三强再次找到王承书：现在国家需要你再次转行，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你看行吗？王承书平静地说：“我愿意”，她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这次的选择，意味着她要放弃之前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所有成就，从此隐姓埋名。钱三强对王承书强调，这件事情连丈夫张文裕都不能告诉，而且可能要和家人分开很久，也许还要隐姓埋名一辈子。王承书默默地说：没关系。 那一年，她49岁，事业正盛，刚在热核聚变领域打开局面，家庭幸福，儿子还在上学，生活轨迹本可以沿着“舒适”两个字走下去。但她没走。 王承书的人生选择，总是精准地落在国家最需要她的地方。 她不是一开始就隐姓埋名的英雄。1912年出生于上海的她，祖籍湖北，出身书香门第，名字取自《尚书》。那个年代，女孩读理科、学物理，本就凤毛麟角，而她偏偏成了最顶尖的那一类。1936年硕士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她去了美国，先是进入密歇根大学，后来又在普林斯顿进修，成为乌伦贝克的助手。 在物理学界，说到“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是真正能站得住脚的成果。乌伦贝克说她是“了不起的人才”，是科研同行的认可。她在美国的日子并不清苦，工资待遇优厚，有机会申请绿卡甚至入籍，美国教授多次劝她留下来。她的丈夫张文裕当时也在美国，物理成就同样不凡。他们完全可以在西方世界继续光鲜地生活下去。 但他们选择了回国。不是“被安排”，不是“被动接受使命”，而是他们自己想回来。王承书说，“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厚生活，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她知道中国那时科研条件差，设备落后，材料短缺，但她说：“条件是人创造的。” 1956年，她回国刚安顿不久，就接到了热核聚变研究室主任的任命。当时中国在这个领域是一张白纸，她要做的，是一边学习一边带队，还要面对当时身边科研人员普遍年轻、经验不足的现实。她一句话：“我愿意。”就顶上去了。 她带队去苏联访问，回来坐七天七夜的火车，没休息，一路上翻译资料，回来就出书。两年时间，带出了一支能独立干事的理论团队，中国在热核聚变理论上的“0”被她擦掉了。 但真正改变她人生轨迹的是1961年的那一次对话——那也是文章开头那句“我愿意”的由来。 她还是那句话：“我愿意。” 但这一次的代价远比上一次大。这不是专业的转行，而是人生的隐退。从此，她的名字将不出现在任何公开学术期刊，她的成果只能在内部文件中流转，她甚至不能告诉丈夫自己去哪了。唯一知道她工作的人，是在项目里与她并肩作战的同事。 她说：“没关系。” 其实怎么会“没关系”？她有丈夫、有孩子、有学术野心，也有人生理想。但她从不把这些放在第一位。她知道这不是为自己而活。她说得最重的一句话是：“在我的承诺中，除了对孩子的承诺不能兑现外，其他的都能兑现。” 这是一个母亲的痛。 但她也说过：“别人做不了的，我来做；别人做得更好的，我不争。”这大概就是她在科研战线的基本姿态。1974年，有人在大会上想草率决定某部件定型，大家都不敢反对。她站出来说“不”，提出再试验半年。后来证明，她说得对。如果当时没说，损失可能不可估量。 但邓小平记得她，毛泽东也记得她。 后来，钱三强第三次找她，想让她继续隐姓埋名干下去。她还是那句熟悉的：“我愿意。” 几十年里，她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直到1986年，她在家办了一场家庭宴会，纪念回国30周年。她说了一句话，“现在有人弃祖国而去，有人出国学习不愿回来，而我却要纪念我回国的日子。” 她当年也知道，中国穷，搞科研没条件。但她不怕，她说：“我们回来时何尝不知道？那时条件更差。” 她的晚年依旧低调。她的工资总是只留生活最基本的钱，剩下的全部拿去交党费和资助学生。有人劝她，她摇摇头说：“我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做贡献。”临终前，她把10万元积蓄全部捐给“希望工程”，还特地留下7222.88元作最后一次党费。 她从来不把自己看作“功臣”，也不觉得自己有多特别。她对学生说：“为国家做贡献，是每个公民的职责，何况是共产党员。” 她一生没有自传，没有大段“情感独白”，但她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次“我愿意”，都是最真实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