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深有体会地告诉全党：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为什么毛泽东会这么说？因为他亲身经历过“在暗沟里摸索”的痛苦。 1927年“四一二”后，毛泽东带着残余的队伍上了井冈山。那时候，没有人教他山地如何打仗，没有现成的书告诉他农民是不是可以做革命力量。理论学习不足，党内许多同志依赖苏联来的那套理论，照搬照抄，结果屡屡碰壁。毛泽东那时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不能再靠盲干，必须学习、总结，才能找到出路。 他一头扎进调查中。在井冈山，他带着几个警卫员，走村串户，挨家挨户问：你家种几亩地？年成好时有多少收成？交多少租？家里几口人？有没有借债？借多少利？这些调查数据，一点点拼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这不是纸上谈兵，是知识的积累，是学问的沉淀。 革命从不是简单的热血冲锋，而是脑力与体力并重的斗争。没有知识，不懂政策，不通群众，不会组织，就算有再大的勇气也顶不住。 比如土地政策。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调研制定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方针，主张合理分田，保护中农利益。但党内有同志质疑，说这不符合苏联那套“打土豪、分田地”的激进路线。争论很激烈。毛泽东没有靠嘴硬，他写文章、做报告，用详实的调查数据说服党组织：中国的革命不能照抄别人的经验，必须从国情出发。这场争论的胜利，是学习和调研的胜利。 同样的场景到了延安，又一次上演。 1937年起，成千上万青年奔赴延安，他们带着理想，也带着疑惑。“共产党到底信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这场抗战我们怎么打？”延安成为一个“大学校”，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成了“教员”。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于1942年。毛泽东亲自作报告：《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讲稿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一次次座谈中提炼而来。毛泽东讲课特别有说服力，他用活的语言说理论，举的例子都和实际相关。 比如，有干部念文件像念“和尚经”，他就说这是“党八股”；有人学马列主义只会背概念，他说这是“空头理论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 当时，在延安的中央党校有句话流传很广：“今天不学习，明天要落伍。” 打仗靠军事才能，建设政权靠政治思维，发动群众靠宣传技巧，没有一样不是要学的。干部们白天干活，晚上点煤油灯学习。不会字的，就请识字的同志念；听不懂的，就反复请教；讲得不对的，就请毛主席纠正。有一位陕北老乡说得好：“共产党人跟咱不一样，人家啥都学，越学越明白，越明白越会办事。” 延安时期的学习制度很严密。有专门的学习小组，每周有学习计划，还有测验、讲评。不是走形式，是为了真本事。毛泽东当时也不是“高高在上”，他常讲：“我也得学，不学就落后。” 抗战胜利后，正是靠延安时期形成的这一整套学习和思考方式，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内战中从弱转强。1947年党中央撤出延安，部队一路转战陕北。当时兵力劣势明显，但毛泽东从战局中总结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战略原则，这不是靠灵感，是多年实践和理论学习的结晶。后来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这一思想发挥了巨大作用。 再往后说。建国以后，干部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毛泽东提出“学习两门课”，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不是为了“读书好听”，而是为了搞懂国家怎么建设。1959年，他和周恩来等人组织读书小组，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几位领导人一边读一边讨论，用铅笔画出重点，再结合中国实际分析。这种学习，不是为了考试，是为了摸清规律，为国家定方向。 后来到了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很多人不理解市场经济。邓小平就带头学习经济学、管理学。他讲得很清楚：“不懂就要学，不能老看别人眼色，也不能拿过去那套对付今天。”他提倡“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背后是鼓励不断学习、不断尝试、不断总结。 从井冈山的“农民识字班”，到延安的“干部学习组”，再到今天中央党校的“专题培训班”，一路走来，党从未把“学习”当成可有可无的事。学问从来不是书生气，而是治国理政、干事创业的底气。 毛泽东那句话，说的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困境，也是一条穿越百年依然响亮的真理。我们这一代人，有条件、有资源、有平台，更要把“学习”这件事当回事。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镀金，而是为了在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中，看得远一点、走得稳一点、干得好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