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大汉奸”郭绍绪请日军高层在家喝酒，席间，他大喊一声：“上炖鸡！”话音刚落，便掏出手枪，对着为首日军的脑袋就是一枪…… 郭绍绪，1903年出生在河南伊川县葛寨乡黄兑村，家里穷得叮当响，七岁没了娘，九岁没了爹，靠乡亲们一口饭一口水拉扯大。十六岁那年，他背上破布包，投奔了镇嵩军，开始了当兵的日子。军营里苦，操练场上汗流浃背，他攥着老式步枪，跟着队伍跑操，练就了一身硬骨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他投身革命，跑遍豫西，联络志士，传递消息，脑子活，胆子大。到了1944年，他已经是国民党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的副官，管后勤，干事麻利，受人信赖。那年，王凌云接到老母亲急电，说豫西被日军占了，让他派人接家人去重庆。郭绍绪带着后勤科长赵子和、副官蒋保林，带着几个人，偷偷潜回老家伊阳。路上，他看到村子破败，田地荒了，乡亲们衣衫褴褛，躲着日军搜捕，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回到伊阳，郭绍绪找到王军长的母亲，听老人家讲日军在当地的恶行，烧房子、抢粮食、祸害百姓，气得他咬紧牙关，当场拍胸脯说要给乡亲们出口气，狠狠收拾鬼子。可他带的都是后勤兵，压根没准备跟日军硬碰硬，正面打肯定吃亏。于是，他跟几个有血性的本地人，比如蔡店乡冷铺村的马三俊、社康扒的袁好文，凑到一块儿合计，得出个主意：不能硬拼，得智取。他们决定玩一手“以华制华”，组织个“人民自卫团”，表面上投靠日军，背地里干大事。郭绍绪知道，这么干会被骂汉奸，但他豁出去了，宁可背骂名，也要找机会干掉鬼子。 这支自卫团虽然没正规训练，但比日军见过的其他伪军强多了，纪律严，动作快，很快就得了日军信任。郭绍绪先试着以庆贺为名，请日军头目吃饭，没成。第二次借修碉堡摆宴，鬼子只派了个中队长和曹长来，他觉得分量不够，没动手。到了1944年8月25日，农历七月初七，郭绍绪瞅准机会，用七夕节的名头，在寨子街自卫团团部摆酒席，又请日军来。他怕鬼子不上钩，特意把七夕说得天花乱坠，跟中国过年似的。结果，日军第11中队长榊亲志中尉、机枪中队长甲雯治郎中尉、大队副官村濑三少尉，还有军医和久嘉夫、翻译金泽等七个头目真来了，带着几十个护卫兵，浩浩荡荡到了寨子街。 宴会开始前，郭绍绪费尽心思安排。日军先想在院子里吃饭，他担心打起来人跑散了，硬是劝说进屋，说这样才显得尊重贵客，符合中国礼数。日军头目大内义弘爱听这个，同意了。酒席上，郭绍绪亲自招呼，频频敬酒，让日军放松警惕。除了大内义弘带了把手枪，其他人的东洋刀都靠在墙边。他借口出去安排菜品，实际上是布置人手。期间，大内义弘看他老出去，起了疑心，郭绍绪咳嗽两声，说昨晚受凉，怕咳嗽失礼，才出去调整。大内义弘还夸他懂礼貌。酒喝到一半，日军醉醺醺的，郭绍绪看火候差不多了，站起身喊了声“上炖鸡”，跟着端菜的人回到桌前，猛地从怀里掏出驳壳枪，对着大内义弘脑门就是一枪。同一时间，他的人把热菜扣在日军头上，酒壶砸过去，拔枪就打。枪声响成一片，屋里乱成一团，桌子翻了，碗碟碎了。门外埋伏的自卫团员冲进来，对着日军护卫一通扫射。没过一刻钟，七个日军头目和四十多个日本兵全被干掉，一个没跑掉。 这场寨子街伏击战，干得太漂亮，震得豫西地动山摇。日军损失了八个指挥官，四十多个兵，气得跳脚，后来还把这事写进他们的《战时丛书》，当教训记着。郭绍绪这一仗，不仅打了鬼子的脸，还让乡亲们扬眉吐气，抗日的心气儿更高了。战后，消息传开，豫西老百姓奔走相告，个个拍手叫好。郭绍绪没停下来，继续带着自卫团在豫西跟日军兜圈子，夜里偷袭粮仓，烧了鬼子的补给，火光冲天。抗战胜利后，他没要什么功名，卸了军装，回了黄兑村，过上种地挑水的日子。村里人慢慢知道他的事迹，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晚年，他身子骨弱了，穿着布衣，拄着拐杖，在村头遛弯，跟老伙计聊聊往事。1970年代，他因病去世，享年七十来岁，葬在村后山坡上，墓碑简单得不行。他的故事，后来被地方史书记下来，寨子街的老房子虽破了，却成了抗战历史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