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24岁的周恩来在给觉悟社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

历史脑洞 2025-07-16 15:38:33

1922年3月,24岁的周恩来在给觉悟社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周恩来是1898年出生的,老家在江苏淮安。那会儿的中国,正值动荡。清朝要完不完,列强一个个都来抢地盘。周恩来的父亲早逝,家里靠伯父维持生计。换句话说,他从小就见惯了社会的不公和国家的衰败。 1910年,他去了东北读书,老师问学生们:“你们为什么读书?”有的说为了当官,有的说为了吃饭。而周恩来回答:“为中华之崛起。” 他不想做一个“读书改变命运”的人,他想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中学毕业后,他选择去日本留学。其实当时很多有志青年都去日本——那里离中国近,信息也更自由一些。但周恩来在日本的求学之路并不算顺。他看到了日本制度上的先进,也亲历了中国人在异乡受到的歧视。他开始读《新青年》,接触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 在他的日记里,1918年4月,第一次写下了“赖宁(列宁)”“社会主义”“过激派”这些字眼。他说:“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意思就是,过去他理解的“救国之道”都太肤浅了。 他不再满足于喊口号,他开始寻找一种真正可行的信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毅然回国,投身学生运动。不久,他因组织天津的请愿行动而被捕,关了170天。在狱中,他没有沉默,而是开始写日记,编《警厅拘留记》,和狱友一起研究马列理论。 这段经历对他影响极大。他写信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牢里形成自己的信仰,但周恩来做到了。他说,那时候的自己,已经不满足于“革命”,而是开始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 不过他也承认,起初的社会主义理解还有点“乌托邦”——这是他那种真实坦率的风格,不神化自己,不怕讲自己曾经的“半懂不懂”。 1920年,周恩来到法国,参加了勤工俭学。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一边观察社会。他不是盲目追风的人,而是把各种思潮一一比较分析。他发现无政府主义说得热闹,但根本无法组织群众,也不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改良主义更不用说,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用。 反倒是共产主义,在战后欧洲开始显出力量。德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都在迅速壮大。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这是条能走得通的路。而且不是靠想象,而是靠组织、靠纪律、靠群众。 1921年春,他正式加入旅欧的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这个组织和国内北京、上海等地的组织一起,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在这场信仰的旅程里,他也遇到了邓颖超。他们的爱情不是柔情蜜意式的,而是革命伴侣型的。 邓颖超晚年曾说,周恩来曾寄给她一张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 所以1922年3月,周恩来写下那封信,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这是一种确认,也是一种告别。告别了那些曾经犹疑的时光,告别了那些旁观式的理想。他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主义绑在一起。 从此之后,无论是大革命失败,还是白色恐怖来临,无论是在延安的整风运动,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建设任务,他都没改变这条路。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是周恩来最辛苦的阶段。他要做很多协调、修补、安抚的工作。到了1972年,他被确诊为癌症,但仍然坚持工作。 他的秘书纪东回忆:“有时候他凌晨回来,累得不成样子,走路都得人扶。他一边趴在我身上,一边还想着要批文件。” 1974年,病情已经很重,但他仍坚持每天工作十几小时,有时连续20多个小时。做了13次手术,开会、见外宾,几乎没停过。他把时间都给了国家,留给自己几乎为零。 1975年,他见到了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版首译者。两位老革命见面,周恩来说:“我在长征的时候,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那个第一版的译本,我真想再看一遍。”这一年秋天,译本找到了。但他病重,已经看不了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这个决定“为主义奔走”的人,把一生都兑现在了这句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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