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不能被遗忘的地方——铁原，七十年后志愿军魂归故里 “1951年5月2

抗美援朝战争不能被遗忘的地方——铁原，七十年后志愿军魂归故里 “1951年5月25日23点整，我在！”电话这头，傅崇碧军长用尽全力回了一句。另一端，彭德怀只吐出一句：“铁原，务必顶住。”话音沙哑，余音在山洞里回荡，好像炮声提前抵达。 铁原距指挥所不过百里，可从矿洞口望去，南侧天际已被火光烧得通红。那一夜，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开始集结，第六十三军带着简单地图和不足一星期的口粮，向铁原高地摸黑前进。谁都明白，这一仗如果丢了，通向平壤、直指鸭绿江的大路就会彻底打开。 镜头拉到2014年3月28日上午，韩国仁川机场跑道上，一架涂有“056”的专机缓缓滑行。空管频率里传来一句平静而庄重的话：“我们正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返航。”高空两架歼十一伴飞，沈阳方向的跑道灯已全部点亮。四百三十七位战士，终于要回家了。 其中近一百五十具遗骸出土于铁原东南。考古队在弹坑与残壕中找到军帽、骡马蹄铁、未爆手榴弹，甚至还有一张被烧焦的日记页。每一件遗物都在提醒世人：七十多年前，这里是志愿军的“生死门”。 把时钟拨回1951年初夏。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踌躇满志。他在战场上捡到一块铁掌蹄铁，心里暗喜——对手还靠骡马运输，而他拥有机械化集群与制空权。于是，一项代号“屠夫”的北进计划被迅速拍板：直插铁原，随后直逼三八线以北。 彭德怀看穿这一点。后勤吃紧、部队疲累，他仍选择在铁原做一次“拦路虎”。电话里，他给十九兵团司令杨得志下死命令：“六十三军要是没了，也得给我咬住。”这种表态，在彭德怀的指挥生涯中屈指可数，可见局势险恶。 顶在最前沿的，是蔡长元的189师。川东北出来的蔡长元，个头不高，脸上带书卷气，却被兄弟部队叫“蔡石头”。原因很简单，他爱读兵书，更爱拼命。邓华曾想把他调去当军参谋长，蔡长元却站到总部破口大骂：“我不下火线！” 美军六个师加一旅一团，七万余人，坦克一百八十辆，日日夜夜炮弹如雨；对面的189师，九千四百人，火炮仅七十九门，没有重型反坦克武器。兵力差距摆在那里，李奇微认为三天就能解决战斗。 有意思的是，蔡长元布下的并非“硬扛”阵形，而是十几处“针刺”阵地：以班排为单位分散，正面抗击的连队仅占全师三成，其余部队隐蔽在侧翼山谷。美军一路北推，每遇阻力就急停、转向、清剿，生怕后背漏风。机械化洪流被频繁的“回头确认”折腾得气喘。 5月27日至29日，铁原东南阵地反复易手。第三天清晨，大雨倾盆。志愿军官兵把雨布罩在机枪口上，利用能见度差的机会接近美军工事。有人背着炸药包冲过去，一声“记得给我写信！”后，人没再回来，坦克却被炸瘫在原地。 弹药与粮食同样告急。说饿是真饿，部队把炸死的军马剥皮剁块，血水混着雨水白沸腾就抢着分。马肉半生不熟，有人夹了一口，笑道：“省火！”喊声被炮弹掀翻的气浪吞进嗓子里，却没人退缩。 雨停后，美军投入王牌骑一师和加拿大步兵，伴随航空兵轮番轰炸。189师566团整整一个加强营在高地上被凝固汽油弹吞没。蔡长元把军部电话线一扯，亲自带警卫排顶了上去。此时，全师还能握枪的不足两千。 铁原阻击已第十二天。傅崇碧抓紧抢修第二道防线，所有山炮、加榴炮集中配属给新接防的187师。6月10日凌晨两点，一发照明弹划破夜空，六十三军炮兵群突然齐射——横亘在公路上的百余辆坦克瞬间燃起火球，弹药车接连殉爆，震得地面都在颤。 李奇微此刻第一次承认：自己的推进时钟被完全打乱。美军被迫后撤整补，铁原战线就此僵住。六十三军硬是以不到万人伤亡的代价，守住了关乎全局的十五公里地带。第十四天黄昏，志愿军全线完成转移，新的防御圈已在三八线附近成型。 彭德怀没带随员，独自坐吉普颠到了前沿。见到189师残部，他摘下帽子，对剩下不到一个营的官兵说：“硬骨头，祖国记着你们。”没人哭，却都扭头抹汗，黄土与泪水混成一片。 蔡长元后来在洗伤口时，医生挑出了十一块弹片，有的实在挖不掉，留在体内陪了他四十多年。老人活到1992年，去世前一年，还在纸上写下两行字：“铁原，难忘；战友，安好。” 时光快进到2014年。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春寒未退，人们排队献花。那天没有隆重的仪式，也没有宏大的解说，只听见一位志愿军老兵执拐杖低声说：“孩子们回来了。”同行的小伙子问：“爷爷，铁原远吗？”老人摇头：“不远，就在心口这儿。” 记忆不会自动生锈。铁原的山岭、弹坑、野草、残壕，仍在静静诉说那些义无反顾的青春。每当国歌响起，那段炮火与马蹄声交织的旋律，仍会从丘陵深处传来，提醒我们：有一座名字普通的小城，曾用十四天改变了战场方向。那，就是铁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