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仍在上海访问，不过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澳大利亚的外长黄英贤并没有陪他一起访华。这个安排倒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在2023年阿尔巴尼斯访华期间，黄英贤是全程陪同的。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根据公开行程，7月11日，黄英贤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这是中国—东盟外长会等系列会议的一部分。王毅在会见中肯定了中澳关系过去3年的积极成果，黄英贤也表示澳方致力于发展积极务实的对华关系。 这说明黄英贤在阿尔巴尼斯访华前，正忙着东南亚的外交事务。她的行程和阿尔巴尼斯的访华时间有重叠，可能是导致她无法陪同的一个客观原因。 紧接着，咱们来看看澳大利亚政府内部的策略差异。阿尔巴尼斯此次访华，带了一个庞大的商业代表团，包括力拓、必和必拓等矿业巨头的高管，重点放在经贸合作上。他多次强调，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对澳大利亚的就业和经济至关重要。 而黄英贤作为外长，更多关注的是安全议题。比如在东盟外长会上，她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声称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演习改变了地区力量平衡。这种言论与阿尔巴尼斯的经济合作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反映出澳大利亚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 再深入想想，这种分歧其实由来已久。澳大利亚长期奉行“政治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双重战略。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在2025年5月连任后，更注重经济利益，希望通过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来提振国内经济。 而黄英贤虽然也是工党成员，但在外交政策上更倾向于支持“西方同盟”，尤其在涉及安全和价值观议题时，往往站在美国一边。这种策略差异在阿尔巴尼斯访华这样的重要外交活动中，就体现为黄英贤的缺席。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达尔文港问题。2025年4月，阿尔巴尼斯对中国岚桥集团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出售达尔文港运营权，否则将强制收回。这一事件引发了中方的强烈反对。 黄英贤作为外长，在处理这类涉及国家安全的议题上，立场更为强硬。她可能认为在阿尔巴尼斯访华期间，自己需要留在国内或参与其他外交场合，以协调政府内部的立场，避免在敏感问题上给中方造成压力，同时也向美国等盟友表明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的坚定态度。 此外，澳大利亚国内的政治环境也可能影响了黄英贤的行程安排。工党在2025年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阿尔巴尼斯的执政地位更加稳固。 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更有底气推动对华经济合作，而黄英贤作为内阁成员，需要在维护政府整体形象的同时，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她的缺席或许是为了避免在访华期间因安全议题的分歧而影响双边经贸谈判的氛围。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澳大利亚正处于一个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中国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额约2200亿澳元，中国占澳大利亚出口的三成以上。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又深度卷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和AUKUS安全框架。阿尔巴尼斯此次访华，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而黄英贤的缺席可能是这种平衡策略的一部分。 她不陪同访华，可以减少在安全议题上的争议，让阿尔巴尼斯更专注于经贸合作，同时也向美国表明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的立场没有改变。 另外，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不容忽视。当前，中美博弈加剧，台海局势持续敏感。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近期敦促澳大利亚明确在台海冲突中的角色，这给阿尔巴尼斯政府带来了压力。 黄英贤作为外长，可能需要留在澳大利亚或参与其他国际会议，以应对这些外部压力，协调与美国等盟友的立场。她的缺席可以视为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模糊”的一种表现，既不想完全得罪中国，又不想让美国失望。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阿尔巴尼斯此次访华的行程安排得很满，覆盖了上海、北京、成都三个城市，时间长达7天。这是澳大利亚总理对中国时间最长的一次访问，可见其重视程度。 而黄英贤作为外长，日常外交事务繁多，可能无法抽出这么长的时间全程陪同。她需要留在国内处理其他紧急事务，或者参与其他地区的外交活动，以维护澳大利亚的整体外交利益。 最后，咱们来看看媒体和专家的分析。有观察人士指出，黄英贤的缺席反映了澳大利亚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双轨制”：经济上积极合作，安全上保持防范。 这种策略虽然在短期内可能维护了澳大利亚的利益，但长期来看，可能会损害中澳之间的战略互信。阿尔巴尼斯此次访华，虽然取得了一些经贸成果，但黄英贤的缺席和她此前的言论，还是给双边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黄英贤未陪同阿尔巴尼斯访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行程冲突的客观原因，也有政府内部策略差异的主观因素；既有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也有国际形势变化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