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叛变新四军，1949年李先念主动宴请他，他举报：有人要叛变 “1949年3月的一天傍晚，应城招待所里有人高声招呼：‘郭团长，请进，司令员等您呢！’”门帘一掀，郭仁泰跨了进来，神情复杂，既有久别再见的欣喜，也带着几分戒备。长条餐桌已经摆好热气腾腾的菜肴，李先念起身伸手，两人目光相遇，沉默了半秒，随后同时笑了。 在座的人大多知道，这顿酒席背后并不轻松。郭仁泰，今年五十出头，早年混迹盐矿帮会，胆子大、嘴皮子更快。谁能想到，新四军里那位曾立过功也闯过祸的游击头目，竟前后几次“变脸”，先投日伪、后起义，又差点再度回头。戏剧性的经历，让他成了湖北战场上的“风向标”人物。 追溯到1920年代，郭仁泰在膏盐矿挑盐、撑船，熬出头后成了所谓的“把头”。汉留会汇拢了这样一群脾气火爆却讲义气的矿工、船老大。那时会规森严：兄弟有难，刀子说话。帮会颜色浓厚，却也为后来抗日埋下了群众基础。郭仁泰对兄弟们常挂一句话：“有饭大家吃，有仗一起扛。” 1938年春，陶铸在应城主持“汤池训练班”，听说汉留会“人多枪少，心气很高”，便琢磨能不能把这股江湖力量拉进抗日大潮。一次深夜，陶铸和郭仁泰对坐油灯下，讲了三个条件：打日本，护百姓，办培训班。郭仁泰爽快答应，却不料刚散会就被县府逮去。陶铸四处奔走，借当地士绅面子才将他捞出。郭仁泰后来回忆：“要不是老陶那份情，我可能在牢里烂掉。” 同年十月底，应城失守。郭仁泰拉着两百来号兄弟转进山林，自封“抗日游击大队”。办法不多，最初只能捡国民党弃枪、拆日军破枪配件。三个月，队伍竟攒了近千条枪，这在鄂中已属不易。不过，真碰上日伪正规队，他还是吃了几次败仗，士气急转直下。就在士兵最迷茫时，伪鄂西保安司令杨青山递来橄榄枝：“归我麾下，吃饱穿好。”郭仁泰咬牙投去了，也算“第一次变脸”。 命运的齿轮很快又转回。1939年6月，李先念率部进入鄂中，把各路队伍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不少干部主张直接拔掉杨青山的伪军，李先念却摆手：“硬打要流血，软化反能扩军，何乐而不为？”他列了三条理由：汉留会底子不错；郭仁泰虽投敌，却未沾群众血；这人重情义。陶铸点头：“我救过他，或许还能救第二回。” 果然奏效。1939年9月，陶铸带着新四军“家法”找上门，言辞严厉，却给足台阶。郭仁泰听完，抹把汗，立誓起义。1940年春，他率部改编为豫鄂挺进纵队第六团队，自任团长。练兵、整训、建党小组，兵变味儿迅速淡了。后来，这支队伍被番号为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四十三团，硬碰硬打下大悟山几场恶仗，名声渐起。 然而，人情世故最难料。1949年，新中国大势已定，可仍有漏网之鱼。早春的一天，杨青山悄悄造访郭仁泰，开门见山：“老弟，再跟我干一次，北边有人要暴动。”话音落地，郭仁泰心里直打鼓：要么再度叛变，要么彻底斩断旧链条。他请对方喝了碗热茶，只说一句：“对不起，我欠共产党的情，今生还不完。”送走杨青山后，他立刻向湖北军区递信，希望尽快面见李先念。 于是便有了应城招待所这一席酒。席间，李先念提起过去旧事，语调平缓：“当年若没拉你一把，今天或许就是另一番景象。”郭仁泰放下酒盅，猛地起身：“司令员，我得举报——杨青山企图叛变，他已在串联旧部。”一句话让屋里温度骤降。李先念皱眉，却很快恢复平静，只吩咐：“情况详细写下来，交给保卫部门。”几天后，杨青山被捕，暴动阴影随风消散。 郭仁泰并未因此邀功，他回部队低调练兵。有人问他“何以三起三落还能站稳”，他笑着摆手：“讲义气也要分方向，走错一步，全局皆输。兄弟们信我，我便不能再出岔子。”这番朴素话语，在老兵间流传很久。多年以后，湖北乡间仍有人说，郭团长的晚年，无豪宅，无大车，唯有一身旧军装。雨夜行路，他常提醒后辈：“迷雾再大，也要认得枪口朝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