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在没有上报的情况下，擅自做主在《新闻联播》之后插入了一段30秒的广告，广电部部长得知后立马就急了，杨伟光怎么能这么做！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993年，《新闻联播》刚刚结束，屏幕突然没有如往常那样转入天气预报，而是毫无预兆地切入了一则30秒的广告，画面明亮、节奏紧凑，广告推广的是一款知名白酒品牌。 在当时，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在所有观众还没反应过来这到底是节目安排还是技术故障时，广告已经结束，节目继续，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第二天一早，中央电视台内部会议紧急召开，广告播出引发了极大的震动，一些部门负责人焦虑地在会上报告事发经过，猜测可能是哪个技术人员误操作，也有人怀疑是外包环节失控。 可所有人都没想到这并非错误，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项早有预谋的决策，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是时任台长杨伟光。 实际上，在广告播出之前的数月，央视内部的财政已经陷入紧张状态，设备故障频发，信号不稳，录制间断，节目制作预算严重不足。 各频道负责人频繁提交申请要求更换设备、增加节目经费，但财务部门的回函几乎千篇一律：无资金可拨，许多栏目制作被迫中止，甚至有些老员工开始离职，寻找更稳定的工作。 年轻编辑们每次开会时都低头不语，大家心里都明白再这样下去，哪怕是《新闻联播》这种头部节目也难以维持原有水平。 杨伟光多次前往上级部门申请额外经费，无一例外地被拒绝，他清楚地知道央视想要正常运转，不能再靠传统拨款。 与此同时，他频繁收到企业希望在央视投放广告的意向信函，企业愿意出高价购买央视的播出时段，可央视的政策一直明令禁止在新闻节目周边插播广告，尤其《新闻联播》更是核心中的核心。 但杨伟光看得比其他人更远，如果不能打破这个封闭格局，整个台就会被困死在计划体制里，眼睁睁看着竞争媒体发展，而自己连一台新摄像机都买不起。 他权衡了很久，在一次与几位核心同僚私下讨论后，决定采取一种极其规避风险的方式：先播一次广告，只播30秒，播完再看效果。 这个决定没有通过任何上报渠道，也没有通知广电部或其他监管单位，整个操作由他亲自布置执行，当晚广告播出后，尽管观众大多没有明确反应，台内却早已炸锅。 广告科第一时间接到几十通电话，有的是企业惊讶询问央视是否开放广告业务，有的是观众质疑央视为何也开始插播广告，更有监管部门人员向技术部发出核查请求。 广电部部长得知后震怒，立刻打电话质问杨伟光为何擅自播出广告，并要求对其进行调查处理，杨伟光在接受问责时没有回避，他直接承认广告是由他批准播出的，目的就是为了试探央视广告的接受度以及效果。 他解释当下经费已经严重短缺，技术人员甚至开始自费维修设备，一线记者出差连路费都报不下来，而企业已经多次主动提出广告合作。 如果继续不作为，央视将彻底陷入停滞，他没有等批复，是因为批复永远也不会来，央视等不起，监管部门虽然愤怒，但面对杨伟光所列出的数据、账本以及节目停摆的实际状况，很难给出明确的惩处决定。 最后，监管层给了一个模糊处理：对其进行“严肃批评”，却并未提出实质性惩戒措施，表面上看是一次口头警告，实则是默认了试水的结果。 广告播出仅仅三天后，央视便陆续收到十余家企业的合作申请，有的是食品饮料巨头，有的是医药企业，还有正在进行品牌升级的国内家电厂商。 他们提出只要央视允许广告投放，愿意提供超出市场数倍的预算，杨伟光立刻组织内部成立了临时广告评估小组，对企业广告进行筛选，并制定出最初的时段划分、价格体系、内容审核制度。 不到半年，央视广告收入暴增，设备更换迅速推进，多个被搁置的栏目重新启动，制片人们开始可以放手做内容创意，原本频频离职的年轻人才也陆续回流。 广告播出的那一年，央视的整体制作质量得到大幅提升，不少栏目还拿下了当年的电视大奖，但这只是开始，杨伟光没有停下步伐，而是继续推进广告制度的常态化。 他推动建立广告内容标准和审批流程，提出广告不得干扰节目核心信息，不得误导消费者，不得影响央视品牌声誉，在他主持下，央视广告逐步走向规范化、系统化，并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广告运营体系。 杨伟光从未对外公开谈论当年的决定，但内部资料显示，那一次播出广告前的筹备他亲自把关每一个细节。 从广告内容到播出时段，从技术流程到舆情预案，他以最高级别的谨慎完成了那次“闯关”，既为央视打开了新的收入来源，也保住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与形象。 故事至此落下帷幕，但它所引发的连锁效应早已深刻影响了无数观众、企业、媒体人。 从那一刻开始，央视不再是单纯的政府发声器，而逐步迈入市场的洪流中成为融合内容与商业、守正与创新的国家级传媒机构。 （主要信源：光明数字报《电视改革的鼓手——杨伟光副题引题题一题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