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 年，李鸿章奏上朝廷：“新疆不要了，对我国没什么影响，反正国土面积这么大。” 左宗棠当场拍案：“166 万平方公里，你说送就送？” 紫禁城的金砖地被他的靴底震得发颤。63 岁的左宗棠指着地图上的伊犁河谷，指腹几乎要戳破那张泛黄的羊皮纸： “俄国人的炮口已经对准了嘉峪关，您以为丢的是荒漠，其实是京师的屏障！” 李鸿章的马蹄袖轻轻拂过案几，慢悠悠道：“左帅可知，三千万两饷银能买多少铁甲舰？” 这话像针，扎在左宗棠心上 —— 他刚从西北回来，袍角还沾着乌鲁木齐的沙尘，那里的士兵正嚼着掺沙的干粮。 三年后的哈密，左宗棠蹲在新开垦的田埂上，手里捏着饱满的麦穗。 胡雪岩从上海寄来的汇票就揣在怀里，上面的数字够买二十万发炮弹，却也是用江南海关的税收抵押的高利贷。 “这麦子，比银子金贵。” 他对身边的士兵说，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他在奏折里写的：“粮足，则心定；心定，则疆固。” 远处，兰州制造局的工匠正把俄国的废炮熔了，铸成刻着 “大清” 字样的钢枪。 1880 年的伊犁前线，那口黑漆棺材就停在中军大帐外。左宗棠每天早上都要围着棺材走三圈，靴底碾过冻土的声音，像在给沙俄的哨兵敲警钟。 当他的帅旗出现在特克斯河谷时，俄军的望远镜里，看到的不仅是湘军的枪阵，还有那口棺材 —— 这老头是来拼命的。 圣彼得堡的大臣们在朝堂上争论时，总会提起那口棺材，说 “左宗棠的骨头比西伯利亚的冻土还硬”。 最难忘是栽种第一棵柳树的那天。肃州的风沙很大，左宗棠扶着树苗的手被吹得发抖，士兵们笑着说 “大人，这树活不了”。 他却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家乡带来的柳树籽：“我爹说，树能活的地方，人就能活。” 后来从西安到喀什，三千里官道旁的二十六万株柳树，都长得郁郁葱葱。 维吾尔族老乡管它们叫 “左公柳”，夏天在树下乘凉时，会给孩子讲那个带棺材打仗的老头。 “一炮成功” 的纪念碑在乌鲁木齐立起来时，刘锦棠特意请左宗棠题字。 老帅挥笔写下 “还我河山” 四个大字，墨汁里掺了些沙子 —— 那是从六道湾战场上捡来的，上面还沾着当年的硝烟。 碑落成那天，有个老兵哭了，他说自己的弟弟就埋在那片山坡下，临死前还喊着 “回家种庄稼”。 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被撕碎时，左宗棠正在兰州城里看地图。 他把条约的碎片贴在墙上，每个字上面都画着红叉。然后他给朝廷上了道奏折，说 “臣虽老，尚能跨马”。 奏折的末尾，附了张他亲手画的伊犁九城图，城门的位置标得清清楚楚。 新疆建省那天，首任巡抚刘锦棠派人送来一粒棉花种子。这是左宗棠当年在南疆推广种植的长绒棉，如今已能织出上等的绸缎。 老帅把种子埋在自家院里，第二年春天长出的棉苗，绿油油的，像极了西北大地上新插的秧苗。 晚年的左宗棠总爱坐在柳树下看《新疆图志》。书页里夹着片柳叶，是从喀什噶尔摘来的。 他对孙子说：“那 166 万平方公里，不是用炮打下来的，是用脚踩出来的，用手栽出来的。” 阳光透过柳叶的缝隙，在书页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无数双眼睛，望着这片失而复得的土地。 多年后，有个英国探险家走过左公柳下，看到树干上刻着士兵的名字。 向导告诉他，这些树当年是和墓碑一起栽的，活下来的成了风景，没活下来的成了传说。 参考来源：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严冬《抬棺出征的孤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