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筹备多年的《酱园弄‧悬案》在港上映，陈导也接受港媒专访，说了很多关于自己以及港片现状的看法——
说陈可辛变了很多，其实又好像没有，“大时代下的小女人”仍然是最吸引他的故事题材。
若说《甜蜜蜜》依恋着香港回归前的浓情暧昧，《酱园弄》便借杀夫碎尸，侧写了中国政权几度易主的时代变迁，“在那十年里面，不止是一个大时代，而是三个不同的时代，他们每一个人的际遇，他们得到或失去的，都不是因为公义，或是个人能力，结果到最后都是因为大环境、政治的影响”。陈可辛接着说：“原来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无力的，都是受到操控的。”
政治不正确的女性电影
但谈到在当代再一次将凶案改编成电影，陈可辛打趣自嘲：“其实我是一个很不知识分子的导演，我很直觉的，那些跟我谈剧本的编剧，来拍戏的演员，因为我以前有好‘业绩’慕名而来的人，都会很失望。原来我是不说道理，也没什么道理要说。我身边有些团队，像监制、创作伙伴，他们比我更理性，看很多书，他们是很知识分子，我就经常都说自己是一个philistine（庸俗的人），不过是待在一个很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从过去的港式爱情小品，到转往内地开拓的大时代电影，陈可辛一直擅长拍所谓的“女人戏”，“拍过这么多部戏，为什么我会比较上好像拍女性拍得挺好看的呢？有些戏可能我不是为了拍女性，但结果出来就是女性比男性好看，因为我是真的相信女人可以很强，女性很强，所以我拍的女性都很有力量，亦都很有生命力，亦都很有目的性。有目标的人就好看一点”。
不过，他转念又说：“当然亦都有人认为，有目标的人是功利一点，但这样的女性就是吸引我，所以我很容易就会拍出这样的女性。无论你说《甜蜜蜜》的李翘（张曼玉饰演），或者《如果‧爱》的孙纳（周迅饰演），然后到《酱园弄》这里的章子怡、赵丽颖、杨幂，她们都很有目的性。如果真的用现在的激进女权、或者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说，她们的那个目的性可能是政治不正确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其实她们每个人都有靠过男人，在那个时代，你是需要的，不靠男人，你是达不到你的目的。但用今天的女性主义去说，女人是不需要依靠男人的。”
他承认，这些问题令电影早前在内地上映时引发了很多争议，“当然我是一个男性导演，就更加有争议，如果是女性导演拍摄，这个争议会少很多。由男性导演去碰一个女性题材的电影，那甚至已经是原罪了。”
“但你不可以用这个年代的角度去看那个年代，那几个女性角色，她们做的事，可能在今天不是完全正确，但在那时候，要对抗男性代表的旧权力体制，她们已是先锋。”陈可辛续道：“正如我都会跟自己女儿说，不可以开口就cancel上一代的人，就算他们那一代的观感，他们那一代做过的事，以你今天的价值是不对的，但时代不同，他会这样想都是有理由的。”
“当然，这些事在现在这样的访问里就谈得到，但你不可以对每个观众都跟他们坐下来谈，谈不到的。你控制不到每个观众看完会想什么，看完一部戏，他们觉得是什么就是什麽，你无法跟他们拗。”
被数据支配的时代
陈可辛进而感慨表示：“甚至还出现了另一个形式，就是现在很多人看电影都不是看电影，而是有人拿着电影去拍一条片，然后在那里讲五分钟就讲完电影，那大家看完这五分钟当是看了你那些电影。”
对于手机年代短片猖獗衍生的“二手”观影风潮，他难免感到无奈：“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人的评论，但其实留下这些评论的人，有很大部分都是没有真正看过那部戏的，他们是在评论一部他们没真的看过的戏。科技进步应该令世界有愈来愈多独立思考，但因为网络上更容易被人带节奏，现在反而少了独立思考，变成群体思考。其实现在是有些观众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陈可辛坦言，电影潮流如何转变，都快不过观众的转变，而在当下网络资讯爆炸的世代，不止观众，甚至业界本身都走向了一个被数据支配的时代。“这个年代，科技愈来愈发达，网络那个传播力亦愈来愈强，然后大家愈来愈相信数据，但当你看数据，其实你就是看观众昨天喜欢看什么，昨天喜欢看什么，拍完之后，明天已经转了口味，所以跟着数据拍戏，其实就等于看着倒后镜开车，对电影创作、业界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陈可辛甚有意识地摆脱数据时代，要跟今日的网络趋势唱反调。譬如一拍就是多年的《酱园弄》，电影最终公映版本就分开了上下两集，《酱园弄‧悬案》只是上集，“去年在康城影展剪成一部（150分钟版本）之后，发觉都是没办法完整地说出整个故事，商业上来说太长，但对导演表达来说是不够长，两头不到岸，所以回来再剪一个，一是再剪短一点，或是剪回长一点。结果是剪长了，所以这一集90多分钟，第二集是110多分钟，加起来是3.5小时以上”。
You're as good as your movie
拍了四十年电影，陈可辛的前半阶段在香港发展，后半阶段则主力进军内地市场，除了语言、市场不同，拍电影的节奏和格局都很不一样。
从1990年代UFO（电影人制作有限公司）那种速食、即兴的都市小品，到如今需要投资多年时间去经营一部大片，“对电影的追求是一样的，问题是市场的节奏不同。市场更大，投资更大；投资更大，你走错一步，后果更大；你就要变得更谨慎，更谨慎的时候，你就会浪费多点时间去想，事情变得久了”。
当然亦有很多人问过他，还会不会回来香港拍电影，或尝试回归小品制作？陈可辛笑言：“其实这个问题是最难回答的，没有说一定不会，但是很实际的情况就是，当你拍到一个阶段，有些东西回不了头，不是因为地域问题，不是因为创作资源的问题，也不止是拍戏贵还是便宜，而是以前我们能够在香港市场这样小的环境拍到戏，是因为八九十年代香港仍是全世界华语电影的出产中心，当时还没有中国大陆市场，对海外华人、全世界流徙的华人，他们的娱乐全部都是来自香港，所以其实香港拍的香港电影，那时不止是服务香港，根本就是服务全世界的华人。”
“然后去到我们UFO的时候，已经开始离开了这种‘港产片’风格，就是因为我们太港产，讲香港真实的生活，而那些生活跟台湾人、美国华人，加拿大、伦敦、星马泰都无关，所以UFO的电影就只有香港人看。那时在香港票房好，我们拍戏又不贵，也可能九七前有一种香港的情怀，大家喜欢看比较叫做人文主义的电影，所以还可以顶到几年，但很快就没有了，去到九六年拍完《甜蜜蜜》，公司都差不多要解散，根本再没有资金营运。”陈可辛提起，过去几年是有想过再拍小品电影，但好几个计划最终都不成功，“当然never say never，但如果你是站在一个很实际的情况去想，其实是很难做到”。
他坦言：“在内地拍戏其实有它的魅力，当然它是有审查，有这些不能拍的，那些不能拍的，但其实亦有很多是港产片拍不到的，好像《酱园弄》这些题材，无论是因为资金，或者因为它的历史和时代，都很难在香港mount到一个这么大的格局。你可以拍回一些小品，我是很羡慕一些像伊力卢马、活地亚伦这样的导演，他们可以不停拍同一种作品，但我未必做到。”
与之相对，只能在紧绌资金下开拍一些格局很小的写实题材，是香港近年一众新导演所面对的困难。“但未必是，我觉得现在有些不同。”陈可辛提到：“现在资金是少，但有政府的资助，其实对今天很多年轻导演来说，比我们那一代的年轻导演是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拍不到《年少日记》、《白日之下》，又譬如黄进的《一念无明》，以前哪有机会拍到这些作者电影？现在他们反而有。”
“那些戏是成本小，但不代表格局不大，它的格局也可以大。所以最后回过头来，有政府资助，其实你就无得赖，You're as good as your movie。你申请到，你想到什么题材，政府给到的钱，对一个年轻导演来说，其实悭悭地是够拍一部戏的，起码他们不是面对我们当年的那些来买片的、卖埠的那些要求。”
陈可辛解释道：“卖埠的要求其实不是to C（Consumer）而是to B（Business），例如星马、台湾来买片，他们可能要刘德华，加动作片，这些东西已决定了你可以拍什么。你拿一部《年少日记》出来，他们是不会买的。譬如那时候《风尘三侠》有梁朝伟有梁家辉，在香港可以，台湾都是不成功的。”
关于香港电影业步入寒冬、戏院结业的讨论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在上一个电影低潮，造就了合拍片的兴起，把陈可辛带到内地市场。但如今再不可同日而语，“内地电影票房是跌得更厉害的，相对两年前，现在每部电影的票房都只剩下三成或四成。所以未来这一年，你将会看到一个骨牌效应，就是很多电影公司进入一个很困难的经营期，甚至倒闭。但当你去到一个这么大的环境改变……”
他转念一想，答道：“真的没有人能回答，只有各师各法，每个人都在找对策，香港的年轻导演要咬着牙去拍几套好看的戏，这几年由《毒舌大状》到《破‧地狱》和《九龙城寨之围城》，都总有例外。大家就要去找这些例外，将自己一生的经验和功力放在你的下一部戏中，希望那部戏会是《破‧地狱》。”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地狱，破不破到就不知道了。我也有几个剧本、有些题材在想，但哪一些可以，都很难说。”面对这样的时势，陈可辛承认不乐观，“焦虑是一定会有，但拍电影的passion还未有lost，因为到现在我还在做电影，到我lost的那天就不会再出来做访问了，真的关门就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