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第三生产队里死了一头猪，队长让饲养员煮了一大锅，下午收工时，各家各户

1972年，第三生产队里死了一头猪，队长让饲养员煮了一大锅，下午收工时，各家各户带着家什排号领肉和老汤。每双眼睛都盯着大铁锅，唯恐轮到自己时，肉和汤没有了。每个人都不指望多领点肉，一心想多要点汤。七十年代那会，土地贫瘠，工分也不好挣。一年到头，能好好吃顿肉的日子屈指可数。油星子绝对算是奢侈品，荤腥是遥远的念想。一头猪，哪怕是病死的，它的油水儿，对于常年清汤寡水的肠胃而言，不亚于一场盛宴。当队长让饲养员杀了一头死猪时，消息迅速传遍整个生产队。人们放下手中的活计，揣着家里最大、最深的碗，从四面八方涌向大院。一口巨大铁锅的正升腾起滚滚白气，传来一阵阵的肉香。锅里的汤汁翻滚着，咕嘟咕嘟，油花飘荡在浑浊的汤面上。生产队长老赵，裹着件露棉絮的旧军大衣，蹲在锅边，手里攥着一柄长柄铁勺，眼神锐利地扫视着渐渐聚拢的人群。他身旁，饲养员老李往灶膛里添着柴禾，这口锅里煮着的，是队里那头病死的猪。按规矩，病死的牲畜不该吃，但队里太穷了，年关将近，家家户户碗里不见荤腥。老赵咬着牙拍板：“高温煮透！糟践不起！” 于是，这头不幸的猪，成了这个寒冬腊月里，全队人眼中不幸中的万幸。当老赵站起身，用铁勺敲了敲锅沿，发出声时，整个大院瞬间安静下来。他清了清嗓子：“都听好了！按户头排队！一家一勺肉，两勺汤！家里娃娃多的，多给半勺汤！” 没人争抢位置，但每个人都下意识地掂量着手中的家伙什，仿佛给的太少。队伍最前头，是张奶奶。她捧着一个粗瓷大碗，碗沿缺了个小口，这碗是她当年的嫁妆。她身后，是半大小子二柱子，怀里紧紧抱着一个豁了口的瓦盆，盆沿的缺口处被磨得光滑。再往后，是刚从县里水泥厂放假回来的王大叔，手里拎着一个铝制饭盒。轮到张奶奶时，她小心翼翼地将碗递到锅边。老赵瞥了一眼那粗瓷碗，又看了看老人佝偻的身形。他没说话，用铁勺捞起几块带着点肥膘的碎肉。接着，铁勺舀起满满一勺浓汤，油花在勺面上荡漾。王大叔也领到了属于他那一份。他看了看饭盒里不多的肉块和浮着油花的汤，又扭头望了望队伍末尾的李婶。她男人前阵子修水渠摔断了腿，躺在炕上，三个孩子面黄肌瘦。王大叔没犹豫，端着饭盒走过去，将里面一半的汤倒进了李婶带来的粗瓷碗里。李婶眼圈一红，想推辞。王大叔拎着只剩一半汤的饭盒，转身就走，只留下一句：“都是一个队里的，说啥外道话。” 那个冬夜，生产队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着炊烟，但空气里却弥漫着一种久违的、令人心安的香气。李婶家，三个孩子围坐在炕桌旁，捧着小半碗汤。他们舍不得一下子喝完。最小的丫头仰起小脸说：“娘，汤是甜的！” 那甜味，是油脂的醇厚，是久违的荤腥，更是邻里相携的暖意，在清贫岁月里酿出的、最珍贵的滋味。许多年后，当小柱子成了县城里一家小饭馆的老板，他家的骨头汤成了招牌。总有熟客问他：“柱子，你这汤咋就这么香？有啥秘方？” 小柱子系着围裙，望着灶上翻滚的汤锅，他仿佛又看到1972年那个寒冷的冬日。多放点实在东西，少耍心眼，火候到了，汤自然就香了。那香，是物质的匮乏也未能磨灭的人性微光，是清贫岁月里用守望相助熬煮出的，最朴素也最悠长的回甘。它沉淀在记忆深处，最终化为一锅好汤的底色，提醒着后来人，日子再难，心里揣着点实在和热乎，总能熬下去。主要信源：（文献——《乡村记忆：生产队的那些年》《七十年代民间生活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