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医务科长吴生霭偷偷瞟了一眼敌人，一咬牙，撒腿跑向悬崖，纵身跳了下去。敌人连忙掏出手榴弹，扔下了悬崖…… 吴生霭命大，没有被手榴弹炸死，只是昏迷了过去。 等他慢慢睁开眼睛，天已经黑透了，他挣扎着一点儿一点儿向前方爬去。 吴生霭，青海乐都县人，家境不错，曾在兰州陆军军医教练所学医。 26岁那年，他参加了董振堂领导的宁都起义，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两年后，他入了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跟着队伍三过草地，两爬雪山，吃草根，啃皮带，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 西征路上，他在西路军野战医院当医务科长。 进入祁连山时，医院早已散架，他背着仅剩的几卷绷带，在死人堆里寻找还有气的伤员。 有时候刚包扎好一个，子弹就擦着耳边飞过去。 他拖着伤腿，一瘸一拐地在山里打转。 后来，吴生霭遇到了一个放羊的老乡。对方瞅他穿着破烂的灰布军装，往西边努了努嘴：“你们的人往西走了。” 吴生霭听后眼睛一亮，感觉身上也有了力气。 他朝着西边追去，可还没等他追上部队，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左支队被打垮了。 那一瞬间，他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瘫坐在石头上，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一时间，他陷入了迷茫，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太阳从东边爬到头顶，又沉到西边，他就那么坐着，像尊被遗忘的石像。 直到天边最后一缕光消失，他突然“啪”地拍了下大腿——对，往东走，去陕北！ 在老乡的帮助下，他换了一身当地人的衣裳，瘸着腿往东挪。 饿了就到附近村里讨饭，累了就找地方眯一会儿。 这天傍晚，吴生霭走进张掖城南的一座庙里，准备在这儿过夜。 他摸了摸瘪得贴后背的肚子，靠着墙根坐下，没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 “哐当”一声，庙门被踹开。几个马家兵端着枪闯进来，火把扫过他的脸时，他猛地惊醒，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你是啥人？” 一个歪戴帽子的匪兵用枪指着他。 他耷拉着脑袋，操着一口青海土话： “老总，我是过路的，没钱住店，在这儿歇歇脚。” 敌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拿不准他到底是不是红军。 领头的啐了口唾沫： “找个保人来，找不着就跟我们走！” 吴生霭心里咯噔一下——他在这儿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上哪儿去找保人？ 见状，马家兵把他赶出庙门，用绳子绑着胳膊，和其他俘虏串在一起，押着他们向青海方向走去。 走在路上，他心里直发慌： 到了青海，敌人一查就知道他是谁，自己死了不打紧，家里人咋办？ 这天黄昏，队伍半路停下来休息。 吴生霭扭头偷偷瞟了敌人一眼，他们正三五成群的凑在一起闲聊。 他悄悄松开绑绳，冲旁边的战友点了点头，站起身，拼命向不远处的悬崖狂奔，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吴生霭被一个老乡救下后，在老乡的照顾下，他的身体渐渐恢复了。 1937年，吴生霭来到了酒泉。城里盘查得紧，他就操着青海话跟人拉家常，说自己是逃难来的，也就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 这天，他走在街头时，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他。 他心中一惊，加快了脚下的速度。 “老同学，走那么快干嘛？”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吴生霭猛地停住了脚步，他转身一看，原来是他的同乡加同学周永恒。 没等他开口，周永恒连忙冲他摆了摆手，示意他跟着自己走。 周永恒把吴生霭领回了家。 “你什么都不用说，现在北会馆里押着好多共产党，马家的人天天在外面抓人，你不要到外面乱跑了，先住我这儿吧！” 吴生霭点了点。 从那以后，周永恒对外说吴生霭是他的亲戚，家里过不下去，跑来投奔他。 大家都知道周永恒是驻防肃州的马步康旅的书记官，也就没起疑心。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吴生霭除了给周家喂马、磨面、干点杂活外，还凭着自己的一身医术，帮附近的百姓们看病。 后来，他索性在酒泉公开办了一个诊疗所，有时也会去金塔、玉门等地行医。 酒泉解放那天，吴生霭站在街头，看着解放军进城，突然捂住脸哭了。 那一刻，所有的苦难、所有的坚持，都化作了泪水。 新中国成立后，吴生霭婉拒了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让他到北京工作的邀请，选择留在酒泉专区医院工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酒泉地区医疗卫生条件比较落后，医院连台心电图机都没有。 吴生霭揣着两个馍馍去了北京，找到当年的通信员周毅胜——这时已是卫生部政治主任。 没过多久，心电图机、救护车等设备就送到了酒泉。 同事们围着他道谢，他眉毛一挑，笑得像个孩子： “谢啥？要谢就谢党。咱这辈子，不就是跟着党，给老百姓多治几个病嘛。” 夕阳透过医院的窗户，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 那双曾握过手术刀、扛过枪、扶过伤员的手，此刻正握着听诊器，贴在一个病人的胸口上。 听着那有力的心跳声，就像当年在队伍里，听着同志们迈向前方的脚步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