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高材生也怕失业：太学怎么被科举干倒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听起来多么体面，多么理想，可一旦置入现实之中，尤其是放到那个以“忠君爱国”为最高纲领的封建时代，这些光鲜的词语就会变得沉重。 太学曾是王朝教育制度的门面，是帝王意志下孕育的“圣贤工厂”，可这座工厂最后却失控了。 等到大批寒门子弟通过另一条赛道——也就是科举——挤进官场，太学原先的光环，就像阳光下的冰壳，迅速崩塌。 早在西周，太学的雏形就已出现，那时候还叫“大学”“辟雍”或者“泮宫”，不同的诸侯、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称呼。但本质是一样的：这是皇权的延伸，是治理术的一部分。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说了句“养士大者，莫大于太学”，便捧出一条大道来，儒学成了国家思想，太学则是这套体制的育人工具。 从汉代到隋唐，太学的功能看似稳固，其实早已埋下隐患：贵族子弟为主，流于形式，学问被“家世”遮蔽，读书成了阶层自娱。 这种局面在北宋初期暴露得尤其彻底。 建国初年，国家需要大量熟悉典章制度、能写能断的文人，可偏偏太学已经名存实亡。贵族子弟混吃等死、假读真玩，老师“走过场”，学生“混日子”，太学活像一个躺平者的避风港。 朝廷里清醒的人开始焦虑，这种“教育荒”再持续下去，江山不说立刻易主，起码也不会好过。 王安石出场的时候，正值这种局面。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太学守护者”，相反，他更像是个制度工匠。他看得很清楚，太学的毛病不是出在教学本身，而是在于它既当“学校”又想当“仕途入口”，双重身份的错位让一切走了样。 三舍法就是他开的药方：分级晋升、层层考评、品行与学业并重，表面上是教学制度的改革，实则是在重塑太学的身份边界。 王安石试图用制度来筛选真正有才干的人，而不是仅凭出身或人情。 三舍法推行之初，确实立竿见影。 一大批并非出身贵门的青年被纳入太学体系，有人说那时候的太学生，早晨朗诵《尚书》，晚上争论时政，老师忙着讲经解义，学生则在笔记上密密麻麻记满分析推断。 教学变得有温度，学风也有了骨头。 甚至连一些老学究都感慨：几十年来，头一次看到太学里有了点“书院”的味道。 但问题也不远，三舍法的一大核心，就是让老师（即学官）既教书也评人，既培养也推荐。 这就像让教练既当裁判又决定谁进国家队。你能设想结果会好吗？学官和学生的关系变了味，不是纯粹的师生，而更像是某种“利益共同体”。 学生奉承老师，老师提拔学生，才能和品行逐渐被“会做人”“会送礼”“会投机”所取代。 从制度设计角度看，三舍法并没有错，它比之前的贵族垄断模式进步得多。 但一旦放进封建社会这口大锅里，哪怕是一锅好汤，也能煮出一股陈腐味。不久之后，学生们发现，努力读书远不如投好老师所好来得实际。有些内向、不善言辞但成绩优秀的学生，反而被认为“孤傲”“不合群”，而那些巧嘴滑舌者成了升舍常客。学术讨论也逐渐变成了“争宠技巧”。 一时间，“太学生”这三个字，不再让人想到经学与理政，而变成了权力温床的代名词。 更麻烦的是，学官自身的晋升，也要看他们“培养”了多少官员。这就更激化了“带关系走后门”的生态。有学官甚至为了一己之利，把手底下的学生全都打造成“门生部队”，等他们入仕之后，反过来在朝廷中形成小圈子。这种人事结构一旦形成，国家机器的运行也被架空。 封建帝王最忌讳的，就是臣下之间结成稳固的“第二权力网络”。所以朝廷虽然一度依赖太学，也一度力图削弱它，最终的态度就变得暧昧——既想用它出人，又怕它出“事”。 于是，有些聪明的学子开始转向。太学之门再大，也有个门槛；太学之路再正，也有弯道。可科举不一样。你只要敢考，就有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哪怕是个种田人家，只要儿子肯读书、考试过关，也能入仕做官。这种平民通道虽不完美，但比太学少了许多“猫腻”。更重要的是，科举是“盲审”，不看门第，不见老师，不认裙带。对于那些对太学失望透顶的年轻人来说，科举成了最后的希望。 北宋朝廷也意识到，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效率和公平性，已经超过了太学。 尽管曾有过“废科举、唯学校取士”的短暂试验，但很快便被现实打回原形。 太学终究不能成为取士的唯一渠道，因为它与权力关系太近，太难独善其身。相比之下，科举制度虽然也不是纯净水，却至少能在更大程度上防止人情操作、家族垄断。 太学的衰落，其实不仅仅是教育制度的问题，更是政治结构的投影。 教育，终归得回到它该走的路上去。不是仕途起点，不是权力通道，也不是贵族的名利场，而是培养独立思考者、理性分析者、有能力又有担当的人。 太学失守，就失在“教育”变成了“选官”。 讽刺的是，太学越努力证明自己是人才之源，越容易成为投机者的天堂；而科举越坚持只看卷面成绩，越能赢得普通读书人的尊敬。 说到底，古代中国太学的落败，并不是教育自身的问题，而是权力过多干预教育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