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大院的小脚老太太裹着三寸金莲,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却在1932年那年冬天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卖全部家产,支持儿子上山抗日。几年后,儿子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牺牲通告里。她站在王家大门口,目光冷静,眼泪却止不住往下淌,说了句震撼乡里的话——“我的儿子是抗日死的,死得值!” 1928年,辽宁海城的王家大院还是方圆数十里最风光的地方。院子连着院子,白墙灰瓦,房屋成片。伐木场、粮仓、商铺一应俱全,连乡里官员都得低头三分。这家人靠的是祖上打拼出来的产业,家风严谨,行事低调。 老太太王毕氏,是王家老爷的正房,裹着一双三寸金莲,走路缓慢,神情冷峻。没人想到,这个一辈子没离开过大宅门的女人,会在四年后做出一个令全乡惊愕的决定。 1929年,东北战局紧张,外面风声鹤唳,但王家依旧安稳。王毕氏的独子王宝山读书不成,成日听街头茶楼里的抗日故事,渐渐心生激愤。1931年,九一八爆发,东北全面沦陷,日军一路打到家门口。王宝山再坐不住,偷偷投奔了磐石义勇军。 王毕氏得知儿子参军后,非但没阻止,还开始悄悄筹划下一步。 1932年初,王家大院突然热闹起来,商人、买主来来往往。家里的土地先卖了,伐木场也出手了,连镇上经营了三代的商铺也脱了手。邻人都看傻了,以为王家破产,个个看笑话。 其实,是王毕氏主动出手。 她把祖上传下来的全部产业打包卖掉,把换来的大洋银票,全数托人带给了王宝山所在的义勇军。一袋袋白面、一箱箱子弹、一捆捆冬衣,就这么从王家转运进山。 乡人开始议论,有人说她疯了,有人说她该老实守着余财安度晚年。可她不理,只说一句话:“要是这仗真能打赢,命都值。” 这批支援,成了义勇军那一冬的命根子。王宝山所在的小队,也因为装备略好,成了敢打敢冲的主力。 1933年春,海城一带战事骤紧。义勇军遭遇大规模扫荡。日军出动飞机、重炮,地面还有伪军配合围剿。王宝山所在的游击队被围困于黑龙江边界,突围三天三夜,死伤惨重。 第三天下午,王宝山中弹牺牲,遗体被战友藏在雪林深处,身边只留下一枚母亲送的铜钱。 一周后,当地报纸登出一则短讯——“磐石游击队第七中队王宝山壮烈殉国”。送报人小心翼翼把报纸递给王毕氏。 那天早晨,王家院门大开,老太太坐在门槛边,披着黑衣,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她望着报纸上那几个印刷模糊的字,手指颤了颤,眼里开始泛红。没人听见她哭,她只是缓缓抬头,看向天边,嘴里吐出一句话: “我的儿子,是抗日死的,死得值。” 这句话一出口,全村人都沉默了。那些曾笑话她的邻居,低头离去。从此以后,乡亲们见了她,不再叫她“地主婆”,改口喊她“烈士娘”。 1934年起,抗战局势更加艰难。王毕氏家徒四壁,住的还是当年大院的一角,靠着乡亲接济过日子。 但她不求援,不要抚恤,每日清晨仍慢慢走到村口,站一炷香时间,回头望望天边。有人说她在等儿子归来,有人说她在给儿子的魂牵线。 1945年抗战胜利后,新政权接管地方。地方干部一听“王家大院”的来头,心生警觉,可一问起她的事迹,个个肃然起敬。 她不仅未受批斗,反被请去讲述抗战家史。县志记下她的事迹,乡镇学校以她为教育典范。小学生在操场上朗读:“王毕氏,变卖家产,支援抗战,其子王宝山烈士英勇殉国……” 1950年代中期,她去世于大院角落一张木床上,走时手里还握着那张印着儿子名字的旧报纸。 王毕氏,一个小脚老太太,一个曾坐在高门大宅的地主婆,却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做出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决定。 她没拿枪,也没穿军装,却把全部家底都压在那场没有硝烟的信念上。她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家产,却成了整个村子、整个东北战火下最沉静的一块铁。 她的那句“死得值”,不是悲歌,是吼声。 是那个年代千万普通人面对国家命运时的觉醒和担当。没有人天生是英雄,是战争让一个女人从深宅中走出,成为精神丰碑。 抗战不只是战士的事,也是她这样的母亲,用泪水、用家底、用一生去撑起的民族尊严。
1967年左右,但凡杜聿明,宋希濂等去领工资,都会受到刁难,连喘息一下都挨打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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