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王树声之子回忆：父亲一生打恶仗，不迷信，却逢七便倒霉 【1988年深秋，什刹海旁】 “王政委，您父亲真信‘逢七不顺’这种说法吗？”记者刚落座便提问。王鲁光抿了口茶，眉毛一挑：“他呀，连菩萨都不会多看一眼，可命运偏偏喜欢拿‘七’开玩笑，这才有了说法。” 王鲁光的这句玩笑，让人忽然想到父亲一辈子翻山越岭的锋刃岁月。若把王树声的战场经历摊开，1927、1937、1947这三道年轮确实红得刺眼，像一把年轮上的刻刀，总在七字节点重重划下。 1927年，蒋桂战争尚在胶着，国共合作骤然瓦解。湖北黄安的稻谷还没完全收割完，22岁的王树声已经领着百余名赤手空拳的农民在山道间穿梭。他不服气：“没有枪？那就去夺！”于是黄麻起义爆发。十一月初的夜色只有油灯光，枪声一出，黄安县城的古旧石墙像被闷雷炸裂。起事成功不过几天，十二军教导师压境，敌我力量悬殊。王树声把仅有的轻机枪布在巷口，硬撑到子弹打光才下令突围。黄麻城外的竹林成了掩护，他边撤边将伤员背到山沟。那一役，他失去近半弟兄，却摸清了自己最适合的打法：贴着泥土，靠游击慢慢磨。 时间拨到1937年初，西北高原的风比子弹更利。西路军2.1万人渡过黄河，目标是张掖—酒泉一线。徐向前、陈昌浩站在军参谋图前说“必须西进”时，王树声皱了眉。他懂后勤缺口有多大，但军令如山，他只能把疑虑压进肚里。古浪一战打得艰难，马家军骑兵昼夜冲杀。火力不足，王树声干脆把饲养员、卫生员编进枪排。十几天连轴转，他连睡觉都抱着短枪。到祁连山时，横贯草原的雪线挡住归路，西路军再难凝成完整建制。最终，二十余人勉强突围，队伍零落得连野狼都提不起兴趣。有人劝他北上投靠新三军，他摇头：“走散了还能聚，方向乱了就完了。”这股执拗劲儿，后来被战友总结成“王疯子脾气”。 如果说前三十年代的“七”让他体会到残酷，那么1947年的“七”更让他咽下苦涩。解放战争伊始，中原野战军被裹进蒋军“丁字形”合围。王树声身为一纵司令员，肩上还背着中原军区副司令的担子。那年盛夏，淮水一带蒸得喘不过气，部队饥渴、弹药匮乏，夜行百里要靠从稀泥里捞野菜榨汁充饥。突围失误后，损失数字让他直皱眉：两千余人、千支枪。12月8日，他给中原局发长电，自责“战术迟滞”“干部思想僵硬”。据信发出数日，他仍拿着草稿改来改去，像在给死去的兄弟写诀别信。 有意思的是，王树声哪怕屡遇险境，也没在战场上求过神佛。行军途中碰上破庙，他只会把泥佛搬到墙角给伤员腾地儿。有人悄悄摆香，他会当场呵斥：“枪膛里没油，不去擦，烧什么纸？”但他又固执地记录“七”带来的不幸：七年、七月、七日，只要部队伤亡集中过大，他就会在日记边缘画个小圈标注。或许这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残酷的备忘，提醒自己不许再失误。 战争之外，王树声的生活朴素得甚至有点“掉价”。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在湖北处理剿匪，再到国防部主管训练。亲戚想借势进城，他摆手：“公家权力不是家传田契。”一些乡里人不解，他也不辩解，只给地委打电话让乡亲领救济粮。家里孩子想吃细粮，他回一句：“配给怎么发就怎么吃，司令员的嘴和战士一样咸。”这股石头缝里蹦出的直脾气，持续到生命最后。1972年他患重病，白天喘息困难，夜里却坚持口述战史给秘书记录，理由是“伤疤摊开给后辈看，比唱赞歌管用”。 不得不说，他的一生确实被“恶仗”包围。黄麻起义的破城墙、祁连山的漫天飞雪、中原突围的硝烟，大多是死中求活。可人在激流里漂久了，总会留下某些奇怪的符号。“七”就是那道符号。王鲁光轻轻合上父亲的旧日记，里面字迹凌乱，唯数字“7”被圈得厚重。聊到此处，他意味深长地补一句：“父亲不怕‘七’，他怕的是人忘了那几场败仗。” 战神也曾狼狈。那些失败、折损、遗憾共同塑造了王树声。数字不过是数字，真正刻在血脉里的，是一个老兵对战友和责任的执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