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益阳，炒货店老板遇熟人上门求帮忙，说想把微信里的50000块提出来，但又不想

湖南益阳，炒货店老板遇熟人上门求帮忙，说想把微信里的50000块提出来，但又不想被扣手续费，就想把这钱转给老板，再让他给自己换成50000现金，老板好心答应了，谁知2个月后，熟人突然说当初那50000是老板管他借的，他有转账记录为证，让老板赶紧还钱。老板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中计了，他直接报警，结果对方也不甘示弱，把他告上法庭要求还钱。一个细节还老板清白！

6月29号，大风新闻报道了这样一起十分具有警醒意义的新闻。

在镇上开炒货店卖瓜子花生的小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一次好心之举，竟差点让自己名誉扫地。

2024年12月24号那天，和他相识8个月的刘某来到了店里，说想让小曹帮个忙。

原来，刘某微信里有50000块，他急需取出来用，可要是提现到卡里，需要一笔不小的手续费，他心疼那个钱，就想把钱转给小曹，然后让小曹给自己拿50000的现金。

小曹这人实在，想着都是小事，出于好心也爽快就答应了。

当时店里就他一个人，他就清点了5万块现金交给刘某。

可小曹不知道，自己如此好心帮忙，却正好中了刘某的计。

2025年2月1日，刘某又来了，这次是开口借5000块钱，还说过两天就还。

小曹听完，又把钱借出去了，也没让刘某打借条。他觉得大家都认识，没必要搞那么复杂。

谁知，2月3号，刘某拿着转账记录就找上门来，让小曹还他5万块钱。

小曹一下子就懵了，自己啥时候借他5万块了？你记错了吧？可刘某却一口咬定就是借了。

两人就这么争执起来，经济纠纷就这么产生了。

到了3月10号下午，小曹实在没办法，只好报警。可倒霉的是，店里监控只能保存1个月，这时候早就过期了，啥都调取不出来了。

后来，刘某因为涉嫌敲诈勒索5000元，就被警方通知到派出所协助调查。

可这刘某到了派出所，却有另一套说法。

他说，2024年12月24号那天，是小曹手上进货的钱不够，找他借了5万块，还承诺过完年后还，再给5000块报酬。

他当场就用微信给小曹转了5万块。

到了2月1号，他去讨要这5万块借款和5000块报酬，但小曹说他微信限额了，就只给了5000块，还说过两天再给剩下的。

可2月3日再去要的时候，小曹却不认账了。后来刘某直接向法院起诉小曹借钱不还。

法院审理的时候发现，2024年12月24日，刘某确实通过微信给小曹转了2万和3万两笔钱。

但问题在于，双方转账的时候既没备注转账性质，也没补充约定。

刘某也拿不出能证明双方间存在借贷事实的证据。

而且他们俩2024年8月才成为微信好友，到交易的时候认识还不到半年。

从微信聊天记录看，两人平时并不怎么说话，更没什么频繁的经济往来。

刘某在没有任何债权凭证的情况下，就直接给小曹借5万块，这当中明显有猫腻。

那么，从法律角度，该怎么看待双方间这件事？

《民法典》第667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刘某主张和小曹存在借款关系，称小曹因进货资金不足向其借款5万元并承诺支付报酬。

但从法律层面看，借款合同关系需有明确的借款合意。刘某虽通过微信转账给小曹 5万元，然而双方转账时既未备注转账性质为借款，也没有补充约定表明是借款关系。

小曹也否认存在借款合意，刘某无法提供能证明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的证据，比如借条、书面借款协议或者能清晰体现借款意思的聊天记录等。

所以，仅依据转账行为，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刘某不能仅凭转账就主张小曹还钱。

《民法典》第668条规定：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是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

刘某和小曹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刘某在借款时没有与小曹签订书面借款合同。

在双方产生纠纷时，刘某无法凭借有效的书面合同来证明借贷关系的具体内容。而且刘某在没有任何债权凭证的情况下，就大额向认识不到半年的小曹出借5万元，这种做法不符合日常民间借贷中保障自身权益的谨慎习惯。

因此，在缺乏明确约定和有效债权凭证的情况下，难以认定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

最后，法院判决驳回刘某的全部诉求，并且由刘某承担525元的案件受理费。

小曹虽然胜诉了，可心里还是憋屈得慌。他怀疑刘某就是想敲诈他，自己出于好心帮他换现金、借5000块，结果却被诬陷借了5万块。

而且因为这事儿，当地流言蜚语满天飞，大家都背地里说他欠钱不还，对他名誉影响很大。

刘某那边呢，记者联系他时，他还嘴硬说自己就是借给小曹钱了，是当面微信转账的，就是没打借条，口说无凭，只能自认倒霉。

6月29号上午，小曹在镇上组织了歌舞巡演庆祝自己胜诉，他就是以此想告诉大家，他是清白的。

对于小曹的遭遇，你怎么看？

信源：大风新闻 2025-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