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杨振宁来看望癌症晚期的邓稼先，他开玩笑地问：“你搞原子弹、氢弹，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听了邓稼先的回答，杨振宁当场呆愣在原地。 当杨振宁去北京医院看邓稼先时，俩人聊了几句，杨振宁笑着问他，搞两弹一星，国家给了多少奖金？ 邓稼先笑了笑，伸出俩手指说：原子弹十块，氢弹十块。杨振宁一下子就愣了，半天没说话。 那会儿的十块钱，能买多少东西？大概够寻常人家买两斤肉、几尺布，撑死了够孩子交一个月学费。可邓稼先拿这十块钱，换的是一个民族在核威胁下挺直腰杆的底气。 他在罗布泊的风沙里熬了多少年？隐姓埋名到连家人都快认不出，胃出血了就揣着药片继续盯试验，辐射超标了只说“没事，我扛得住”。 杨振宁不是不懂科研的苦。他在国外搞理论物理，实验室条件再好，也知道一个国家要自主搞出核武器，得砸进去多少心血。 可他没想到，这份能让整个世界侧目的功绩，在物质回报上竟轻得像一片羽毛。他或许想起了自己见过的那些西方科学家，搞出点成果就被各大机构争抢，奖金、荣誉堆成山。 而邓稼先呢？连名字都不能公开，直到病重住院，才被更多人知道这个“两弹元勋”的存在。 更让人心里发沉的是，这二十块钱，其实是对一群人的集体注解。 那会儿搞两弹一星的团队里，有留洋归来的博士，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有脱下军装的战士，他们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窝窝头，计算靠算盘，绘图靠手画，可没人喊过苦。 因为他们都清楚，国家穷啊，刚从战乱里爬起来，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想不被人欺负，就得自己造出“硬家伙”。 这二十块钱，不是国家小气，是当时的家底就这么薄，可就算再薄，也得把最硬的骨头啃下来。 后来有人说，他们图什么？图名？直到去世，邓稼先的名字才广为人知。图利？这二十块钱就是明证。 他们图的，是看着蘑菇云在戈壁滩升起时，那句“中国人自己的原子弹响了”；是想到后代子孙不用再怕别人核讹诈，能安安稳稳过日子。这种信念，比任何奖金都重。 现在总有人说“科研要讲回报”，这话没错，可要是眼里只盯着回报，恐怕永远搞不出真正能撑得起国家脊梁的成果。 邓稼先们用二十块钱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比钱金贵得多——那是一个民族在危难时，总有人愿意把自己活成光的勇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