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1 名 50 多岁的日本女子，领着 5 个孩子，去郭沫若家敲门。郭沫若妻子于立群，一脸惊讶地问：“你找谁？” 那个女人生硬地回答：“郭沫若。” 佐藤的中文带着生硬的腔调。于立群攥着门把的手紧了紧，身后传来脚步声，郭沫若穿着夹袍出来，看见佐藤的瞬间，手里的铜镇纸 “当啷” 掉在地上。 五个孩子中，长子和夫的眉眼像极了他，此刻正盯着他腕上的手表 —— 那是 1925 年佐藤用和服腰带改卖后给他买的瑞士表。 客厅里，自鸣钟敲了八下。佐藤从布包里拿出叠文件：“和夫要考交大，博生想读同济，他们需要学费。” 郭沫若盯着文件上孩子们的出生证明，1921 年次女淑瑀的出生地址栏还写着 “东京牛込区”，那是他们当年租的六叠小屋。 于立群端来的茶没人喝，只有佐藤腕上的铜镯子磕在茶几上，发出暗哑的响 —— 那是 1919 年郭沫若用翻译稿费买的，内侧刻的 “富子” 二字已磨得模糊。 1916 年的东京，佐藤富子在圣路加病院当护士，遇见了躲在解剖室写诗的中国留学生。她不顾家人反对剪短头发，改名 “安娜”，在牛込区租下小屋。 郭沫若没钱交学费时，她偷偷卖掉母亲给的金簪；他写《女神》时，稿纸下垫的是她的护士笔记。 1937 年 7 月，他揣着她缝在棉袄里的十二块银元离开，说 “等胜利就接你们”，却再也没回来。 战争期间，佐藤带着孩子躲在防空洞，日本宪兵逼她揭发郭沫若 “反日”，她把他的诗稿藏在米缸底。 1945 年战败，她卖掉最后一支玉簪换船票，从东京到香港的船上，小儿子发着高烧，她用自己的棉袍裹着他，棉袍里子还留着 1923 年郭沫若写《凤凰涅槃》时溅的墨点。 郭沫若最终答应安排孩子入学。和夫在交大机械系念书时，有次在图书馆撞见父亲陪苏联专家参观，他想打招呼，却见他挽着于立群的手走开。 博生在同济医学院发现解剖教材上有父亲的批注，“消化系统” 那页写着：“安娜，此节可讲给和夫听”，字迹已泛黄。 佐藤住在虹口区的石库门里，郭沫若派秘书送来生活费，却从没亲自来过。 1974 年她去北京医院看他，他插着氧气管说不出话，她从包里拿出风干的樱花 ——1937 年他走那天，她在横滨车站捡的。 花瓣落在被子上，他突然流泪，喉间发出嗬嗬的声响，像极了当年在防空洞外，她听见他低声念诗的声音。 佐藤去世时，床头柜放着本破旧的《女神》，扉页贴着 1921 年的合照：郭沫若穿学生服，她抱着和夫站在岚山竹林前。 照片背面是她晚年写的字：“君去时，樱正开；君归时，雪满阶。” 如今上海多伦路的郭沫若故居里，展柜里都是他的手稿和勋章，却没有一张佐藤的照片。 只有在虹口区那栋石库门的阁楼里，和夫的孙子发现过一个铁盒，里面装着几十封未寄出的信，每封地址都写着 “中国上海 郭沫若收”，正文永远是同一句：“孩子们都好，勿念。” 邮戳最早是 1949 年 10 月，最晚到 1978 年 6 月，而信封上的墨水，早已褪成浅灰，像极了佐藤最后几年常穿的蓝布衫，洗得发白，却始终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