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连生4女的董竹君，为了让丈夫有个儿子，冒险怀第5胎。谁知，丈夫见她爱吃辣椒，就扯着她的头发，说：“又是一个赔钱的！” 那一瞬间的剧痛从头皮直窜心底，但比疼痛更清晰的，是一种彻骨的冰冷和羞辱。董竹君当时身处的是丈夫夏之时在成都将军街的宅邸。 那曾是她倾注心血，亲自参与设计翻新的家，院子里的一草一木都曾寄托着她对新式家庭的美好幻想。然而此刻，这个所谓的家，却成了一座囚禁她尊严的牢笼。 她能感受到周围佣人们投来的或同情或鄙夷的目光，更能想象到远在合江老家的婆婆，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会如何撇嘴。 丈夫夏之时是曾经的辛亥革命党人、四川副都督，在仕途失意后，早已将革命理想抛诸脑后，沉湎于鸦片和旧式大家长的威权里，脾气暴戾，喜怒无常。 而她，这个连续生了四个女儿的妻子，成了他发泄所有不满和挫败感的最佳靶子。 他或许忘了，当初在上海青楼，是谁信誓旦旦地对那个名叫董竹君的清倌人许诺，要带她走出火坑，给她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成为夏夫人之前，董竹君的人生起点低得令人窒息。她出生于上海洋泾浜的贫民窟，父亲是个拉黄包车的，却有着读书改变命运的朴素远见，硬是省吃俭用供她读了几年私塾。 可惜，父亲的一场重病，让这个家瞬间崩塌，13岁的她被典当进了长三堂子，卖艺不卖身。在那个污浊之地，她凭借着天生丽质和过人才情，硬是守住了底线，直到她遇到了夏之时。 一个是落难的革命英雄，一个是泥潭中的清莲。夏之时要为她赎身，她却提出了在那个时代堪称石破天惊的条件：明媒正娶，不做小老婆，婚后要送她去日本留学。将来他为国操劳，她要做他事业上的贤内助，而非后宅的附庸。 夏之时一一应允。她没有坐等英雄打赏式的搭救，而是趁夜色自己逃出了青楼，以一个独立平等的姿态嫁给了他。 在日本的日子是她人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自由呼吸的时光。 她进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知识新思想，即便在生下大女儿国琼后，一边带孩子一边求学，日子忙碌却充满希望。她以为这便是她理想生活的开端。 然而，当她追随丈夫回到四川那个盘根错节的封建大家庭时，美梦被现实击得粉碎。夏家的人，从骨子里就瞧不起她这个下江人的出身，婆婆对丫鬟动辄打骂，家人之间勾心斗角。 而她的丈夫夏之时，也迅速被这种腐朽的氛围同化。他利用权势设立关卡，征收苛捐杂税中饱私囊，当初的革命理想早已沦为个人敛财的工具。 他甚至给了她一把枪，冷酷地告诉她，如果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就用它自杀。 让她无法忍受的是丈夫对女儿们的态度。他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坚决反对女儿们接受教育。 这彻底点燃了董竹君心中的那把火，她自己就是靠读书才看到了世界，她绝不允许自己的女儿们再被无知和愚昧禁锢一生。 为了让女儿们受到熏陶，她曾带着年幼的孩子们去听鲁迅先生的演讲，即便她们根本听不懂，她也要在那颗纯洁的心里播下思想的种子。 这一次揪住头发的羞辱，她终于看清了这个男人，而这个家庭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她的港湾。 1929年，她带着四个女儿，净身出户，独闯上海。正如郭沫若后来在诗中所赞誉的，她成了中国的娜拉，毅然决然地走出了那个虚伪的家。 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对一个带着四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虎狼之地。她典当衣物度日，创办的纱管厂又毁于日军的炮火，但她没有倒下。 1935年，董竹君在上海华格臬路开办了一家名为锦江小餐的川菜馆。凭借着首创一次性卫生筷的巧思、幽雅别致的环境和地道的口味，锦江一炮而红，连青帮大亨杜月笙、黄金荣都成了常客。 然而，董竹君绝非一个只为赚钱的商人。她的锦江饭店，很快成了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秘密联络点和庇护所。 她利用与三教九流周旋的便利，掩护了无数革命同志，甚至在关键时刻，出面策反了国民党高官杨虎，为我党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她拼尽全力养育的第五个孩子，恰恰是个男孩，名字叫做夏大明。 可这个儿子的到来，并没有挽救她那段早已死亡的婚姻。反倒是她带着四个被父亲嫌弃的女儿，在上海滩闯出了一片属于女性的天地，并将她们一一培养成才。 上海解放后，董竹君将自己苦心经营十六年、当时价值15万美元的锦江产业，连同自己的花园洋房，毫无保留地全部上交给了国家。 信息来源：中新网-传奇"董小姐"13岁被卖青楼 胸怀大志成女企业家 东方早报-董竹君：冲决网罗的一颗珍珠 新民晚报-为一个人 逛一座城｜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曾住在愚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