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研制不出来的东西，他研制出来了！” 当中国第一台激光陀螺样机在 1994 年通过鉴定时，参与验收的老将军拍着高伯龙的肩膀哽咽。 这个让导弹 “指哪打哪” 的核心装置，曾让美国陆海空三军投入 20 年研究未果，而高伯龙带领团队仅用 18 个月就破解了钱学森留下的数学密码，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1928 年出生于天津书香门第的高伯龙，1949 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同班同学杨士莪（后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在日记中写下： “高伯龙算微积分像玩魔方，黑板写满三分之二，答案已经出来。” 1953 年哈军工筹建时，正在中科院搞理论物理研究的他，毅然放弃中科院的优厚条件，响应陈赓大将 “为国防育人才” 的号召，成为最早一批教师。 在哈军工的 17 年里，他白天给学员讲量子力学，晚上在油灯下推导公式。 1971 年调往国防科大激光研究室时，同事们发现他的行李箱里除了换洗衣物，全是《爱因斯坦文集》和自费购买的计算尺。 当时国内激光陀螺研究因屡屡碰壁，多数单位已转方向，唯有高伯龙在实验室挂起横幅：“钱学森手稿第 73 页，必破此关！” 激光陀螺是导弹导航系统的 “心脏”，其核心算法涉及超高频电磁场的量子隧穿效应，钱学森 1971 年提交的原理报告中，用 3 页公式留下了 “中国方案” 的钥匙。 高伯龙带着 3 个助手，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用算盘和手摇计算器展开计算 —— 光是验证 “塞格纳克效应” 的边界条件，就写满了 1200 页稿纸，演算过程中磨坏了 7 把计算尺。 最艰难的 1982 年，美国突然宣布终止同类项目研究，国内质疑声浪滔天：“连美国都搞不出，我们瞎折腾什么？” 高伯龙把《纽约时报》的报道贴在实验室墙上，用红笔在标题下写：“彼不能，吾必能之！” 为了制作高精度谐振腔，他带着团队在车间焊玻璃管，焊枪温度达 1300℃，每次操作都要屏住呼吸，稍有不慎玻璃就会炸裂，他的眉毛多次被烤焦。 1993 年样机鉴定失败时，有人举报高伯龙 “浪费国家经费”，他在评审会上拍案而起：“给我 18 个月，搞不出我辞职！” 那段时间他住在实验室，哮喘病发作时就靠着氧气瓶改图纸。 1994 年 9 月，当搭载激光陀螺的导弹在西北靶场精准命中 500 公里外的目标时，监控室里的老专家们抱头痛哭 —— 该技术使我国导弹定位误差从 100 米级缩小到 10 米级。 躺在病床上的高伯龙收到卫星升空的消息时，插着氧气管比划着说：“当年钱学森先生说‘要给导弹装眼睛’，我们总算没辜负。” 2017 年他病逝前，仍在指导学生修改《激光陀螺物理基础》书稿，书中关于 “非互易性补偿” 的章节，被国防科大列为新生必读书目。 高伯龙留给中国的不仅是激光陀螺技术，还有一支 “敢死队” 式的科研团队。 他的学生李圣怡院士回忆：“老师总说‘搞国防科研，要准备好坐 30 年冷板凳’。” 如今中国激光陀螺年产值超 50 亿元，装备在航母、隐形战机和北斗卫星上，而高伯龙办公室的台灯依然亮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