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宗琦一把把寿衣甩在椅子上，声音一下拔高了：“你们这是干什么？谁给你们胆子把这样的衣服拿来给总理穿？你们对得起他吗？”病房里一下安静了，几个卫士脸涨得通红，站在原地不敢说话，中山装褶皱又发旧，颜色也发灰，扣子歪了，领子还卷着边，这像给总理穿的衣服？像送人走最后一程的体面样子吗？ 那是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305医院去世，消息还没有正式公布，医院走廊外站满了紧张的工作人员。 当天中午，医院接到一项特殊任务，为周总理遗体做整理、穿衣，几经协调，北京殡仪馆把这事交给了韩宗琦。 韩宗琦是那时全国公认的遗体整容专家，做事细、讲规矩，国家级领导的后事安排他出马是惯例。 他进病房的时候，头一次没能稳住情绪。他回忆说：“我一看见总理，眼泪就流下来了，他太瘦了。” 那几年总理身体不好，病情反复，进食困难，人也憔悴得厉害，可即便如此，他躺在那里，脸还是平和的，像是累了。 医护和警卫站在一边等韩宗琦检查遗体，确认可以穿寿衣了，便有人拿着衣服盒走了过来。 衣服刚递到韩宗琦手上，他脸色就变了，他什么都没说，先摸了摸料子，又翻了翻里面的缝边，紧接着就是那句火气腾腾的话。 “这身衣服，谁准备的？”韩宗琦问。 卫士低声回答：“这是总理以前穿过的衣服，他自己留下的，我们觉得他可能想穿这个。” 韩宗琦一下就更急了：“那是他活着的时候穿的！人走了，送行的衣服就该讲究，怎么能拿旧的？你们跟了他这么多年，这点事都不明白？” 那衣服是件灰色中山装，上衣腋下还有点补过的痕迹，扣子也松了，韩宗琦提着衣服，转身就出了病房，他不是不讲人情，他是太讲了，他说：“我不管谁说什么，总理不能穿这身走。” 这事一经他这么闹，很快就往上传了，医院、殡仪馆、警卫局一通协调，大家统一意见，重新为总理赶制一套新的中山装，务必当晚送到。 时间紧，材料也不能马虎，只能去找专门给中央领导缝衣的老绣娘。 几个工作人员连夜找人、买料，把人接到医院边上的值班房，开灯开水准备缝纫机，忙成一团，绣娘七十多岁，戴老花镜，看完草图，坐下就干，说：“缝这身衣服，我不能手抖。” 那晚她一针一线缝了八个小时，每个扣子都用粗线缝三遍，衣服上不打任何标记，整件衣服看起来和总理平时穿的没两样，可只要细看，质料、工整、细节都比那件旧的高出一截。 第二天一早，韩宗琦接过新衣服，仔细看完才点头，穿衣那一刻，他戴上白手套，一步一步地给总理整理好衣领、袖口、纽扣，全程没让别人插手，他特别注意中山装的最后一颗扣子，说：“这颗扣子扣偏了，总理要不舒服的。” 整理完毕，他又掏出自己带的洁净手帕，擦了擦总理的额头，手帕不是公家的，是他母亲去世时他特意留的一块白布，他说这布干净，贴脸最合适。 站在病床边，他低着头，鞠了三个躬，眼圈红了，他说：“现在总理可以走了。” 那天在场的警卫战士后来有人说，从没见过韩师傅这么上心过，他办过很多大人物的后事，态度一直专业，可这次不同，这次他是真把情绪带进来了。 这件事后来没对外宣传太多，公开渠道上说得也少，多年后韩宗琦自己回忆起这段，还说：“我不是骂人，我是看不过去，周总理怎么走，那是一件大事。” 他没多解释什么动机和情感，就是那一句“不能让总理穿旧衣服走。” 这是专业，也是感情。 参考资料： 韩宗琦，《我为周总理穿寿衣》，《百年潮》，2010年第7期。 北京市殡仪馆资料采录组，《人民的总理不能穿旧衣走》，《文史参考》，201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