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儿子都不跟我讲话，我怎么生孩子？”朱安站在厨房门口，眼圈通红，一句话吼出来，

“你儿子都不跟我讲话，我怎么生孩子？”朱安站在厨房门口，眼圈通红，一句话吼出来，把屋里的鲁迅母亲吓了一跳，这不是朱安一贯的样子。她平常话不多，更不敢吵嚷，但这回她是真憋不住了。鲁母刚才提了一句，“怎么还没怀上？”她这才脱口而出，话一出口，四下安静得出奇，连院子里的鸡都停了叫。 朱安是被人送进这个家门的，那年1906年，鲁迅被从日本叫回来，说是母亲身体不好，赶紧成亲，可等他一进门才知道，早就安排好了一桩婚事。 朱安缠着小脚，坐在堂屋一角，脸色苍白，他看了一眼就没再多说，第二天婚礼办了，朱安成了鲁家的媳妇。 婚礼过后，朱安挪进东厢房，等着做新娘该做的事，可鲁迅压根就没来。新婚夜，他去了母亲那边睡，说屋里凉，他避开朱安的目光，拿书挡脸，说自己累了。 朱安坐在床沿，披着嫁衣坐了一夜，之后的日子，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却连句话都没有，她常常听见他深夜翻书、磨笔，却不曾踏进她房一步。 这桩婚姻对朱安来说，从一开始就是糊涂账，她不会写字，读不懂他那些新文化的东西，但她认得丈夫这个字。 她一心只想做个好媳妇，好妻子，每天一早起来先去给婆婆请安，然后打水、生火、做饭，从没怠慢过家务。 可鲁迅对她冷冰冰，就像对个陌生人，她偶尔凑上去问一句：“晚上吃什么？”他点点头，不说话。 鲁母起初还觉得这是小两口磨合的事，可几年下来，家里一直没动静，老人也急了。 有一次她洗完碗，看见朱安坐在门口发呆，便忍不住说：“一个女人，总不能不生孩子吧？”朱安头也没回，只回了一句：“他都不跟我讲话，我怎么生？”声音不大，却像刀子一样，把那点遮掩的尴尬全戳破了。 鲁迅始终没跟朱安圆房，几年后他干脆搬出去住，在上海另租住所，每月寄些钱回来，朱安还留在绍兴老屋，照顾鲁母。 有人劝她，“你这样熬着有啥意思？”她摇头：“我嫁进来了，就不能走。”她不闹、不怨，甚至在听说鲁迅和许广平住在一起后，还劝婆婆说：“只要先生有个后代，咱们鲁家香火也算续上了。” 鲁迅在外头写文章，搞教育，身边跟了许广平，1929年，许广平生了个儿子，叫海婴，孩子出生那天，鲁母还在北京，她沉默了一整天，朱安也听说了，没说什么，她对人讲：“是鲁家的骨血，我认。” 她的忍耐到了极点，那时候鲁迅已经对外公开了与朱安“名存实亡”的婚姻，说这是一场“母命不能违”的安排。 他写给友人的信里说，朱安“是个好人，可她不识字，也无法交流。”他甚至还把她主动提出纳妾的事写进信里，说：“可怜妇人，求我娶妾，说只想有个孩子。”他用“颇谬”两个字形容这提议。 她什么也没回应。日子久了，绍兴的房子破了，她搬去北京，住在鲁迅老朋友周作人弟弟开的胡同小院。 晚年时候，她住在破旧的小屋里，一日三餐靠许广平接济，仍称呼鲁迅为“大先生”。 她逢人就说：“我丈夫是大先生，孩子也是我家的。”她还把自己的一点首饰存折都留给了海婴，说：“是我这辈子唯一挂念的。” 1947年夏天，她病了，躺在床上嘴唇发白，她跟海婴说：“等我去了，让我跟你爹埋在一块吧。”她还写了个遗嘱，把所有东西都留给海婴，她没哭，也没提过委屈，只说：“我是鲁家的人。” 6月29日，朱安在北京去世，那天没几个人送行，葬在保福寺，连块正式的墓碑都没有。许广平请人安葬了她，说：“她是鲁迅的夫人，应该安稳。”但她没能和鲁迅合葬，鲁迅的墓地在上海，她的愿望没实现。 朱安这一生，不曾走远过家门，也没真正拥有过丈夫的爱，但她用几十年守着一个家，用沉默、隐忍，扛下一个“鲁家媳妇”的名分，直到最后一口气。 参考资料： 《鲁迅传》 罗尔纲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日记与家书选注》 吴中杰 编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