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天，彭德怀病重，侄女彭梅魁辗转找到浦安修，低声提出一个请求：写封信，

1972年春天，彭德怀病重，侄女彭梅魁辗转找到浦安修，低声提出一个请求：写封信，求周恩来总理帮忙送伯伯住院。 浦安修听完，沉默片刻，说了一句：“这事，去找我姐姐。”话没头没尾，听着像推脱，也像提醒。 彭梅魁站在东城区交道口的胡同里，手心全是汗。 那封没寄出去的手稿就揣在包里，信纸边角都磨毛了，她不敢直接拿出来，生怕有人盯着。 屋里三四个老太太还在唠家常，浦安修转身递来一叠钱，突然压低嗓子说：“王震家在朝阳门北小街十一条。”这话像根针掉进棉花堆里，轻得几乎听不见。 第二天一大早，她摸到朝阳门北小街，门牌号是蓝漆刷的，风吹雨淋都褪了色。 信塞进信箱前，梅魁又读了一遍自己写的字：“1945年，您曾在湘潭盐埠与彭先生一面之交。”她咬咬牙把姓都划掉了，光留个“梅魁敬上”。 回家路上越想越慌——万一王震早忘了，万一这信被人截了，万一…… 半个月后，王震的秘书回了句话：“知道了，会想办法。”七个字跟烫了金似的，梅魁攥着纸条蹲在胡同口哭了半宿。 那天晚上风大，吹得槐树叶子哗哗响，她忽然觉得，那声“知道了”比春天的雷还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