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恨漠北：蒙元灭亡后，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退回旧都，哈喇和林。 洪武元年正月的北平城，被明军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当时情势危急，“关城守将开门不及，后卫已被杀散”。为了速度，庞大的皇家辎重被遗弃在途中，他们的目标是应昌，位于滦河上游、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的一处草原重镇。 这是一段伴随着死亡的旅程，随行宫人倒毙甚众，所谓銮驾仪仗早已瓦解为分散逃命的驼队。 应昌终于在视野中出现，营火在刺骨的寒风与飞舞的雪粒中明灭不定，逃亡者才得以喘息。 此时，撤回祖宗的根本之地，漠北的旧都哈喇和林。 哈喇和林承载着黄金家族的无上荣光，这里是成吉思汗建立的第一座帝国都城，窝阔台汗的奢华宫帐所在地，也曾是统治整个蒙古高原的岭北行省首府。 即使在元世祖忽必烈迁都上都乃至大都之后，哈喇和林仍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一定的行政职能，帝国史官每年仍需将重要的敕令文书副本送达此地。 许多传统的草原贵族，心理上对这座圣城的认同感远超南方那些由砖瓦构筑的新都。 然而，面对大臣们的提议，疲惫的元顺帝眉头紧锁，眼前是零下三十度的酷寒荒原，身后是紧追不舍的明军主力。 从应昌通往哈喇和林的路途长达一千多里，途中补给点稀少，史载“沿途仅余结冰小泉”，缺乏粮草和人烟。 此时此刻，生存下去、保住这点残余的力量，远比奔向一个意义重大但远水不解近渴的古都更为迫切。 他决定留在应昌，这个四通八达的草原节点暂时被定为流亡朝廷的“京城”。 散布在漠南草原及辽河流域的旧部，如拥兵自重的察罕帖木儿、纳哈出等，闻讯陆续靠拢，并以“北元”之名维系着最后的抵抗。 暂驻应昌实属无奈却清醒的战略选择，相比于远在漠北深处、被风雪隔绝的哈喇和林，应昌的地理位置提供了宝贵的选择空间。 环境恶劣，史载其汗帐“冷若冰窟”，宫女们只能用马粪生火取暖，甚至连药汤都被冻住，不久，妥欢帖木儿撒手人寰，留下一个风雨飘摇的烂摊子。 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在悲恸中继位，这位新汗心里非常清楚，明军主力已稳固占据大都及华北，漠南的通道基本被切断，退往哈喇和林的构想此时不仅遥不可及，而且极其危险。 他将父亲生前未能明言的策略正式写入了登基后的第一道命令中，“守应昌观形势”，核心就是固守这个据点，观察明朝动向，等待可能的转机，而非冒险远赴一个已成空壳的祖宗故城。 此时的哈喇和林，其实际状况已难以支撑一个流亡政权的运作。 多年的沉寂后，这座曾经繁华的帝国心脏早已破败不堪。 其城墙低矮，主体为夯土夹木结构，外表覆砌的青砖大面积剥落缺失，城墙上的缝隙宽得“能塞进手掌”，防御功能几乎丧失殆尽。 岭北行省体制名存实亡后，驻守的少量军队亦早已散去，城中长期只有少数猎人偶尔经过。 这座空城虽在蒙古人心中拥有不可替代的灵魂地位，但其军事价值和后勤支撑能力已接近于零。 对于深陷绝境的北元小朝廷而言，退回哈喇和林象征意义巨大，但现实无异于绝路。 一旦明军追至并将其围困，这座圣地就会瞬间变为葬身之所，届时连最后的象征意义都将化为泡影。 正因如此，即使在最危难的时刻，应昌作为退守缓冲的战略选择，依然被排在重返哈喇和林之前。 明军没有给北元朝廷任何喘息和观望的机会，洪武帝朱元璋意图彻底扫除北方边患，洪武五年初春，他发动了著名的“岭北之役”，派遣三路大军深入漠北。 中路主帅徐达从雁门关出击，直插和林方向，却在土剌河附近遭到北元将领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的强力阻击。 此战明军遇伏受挫，“死者万人”，徐达被迫筑垒坚守，东路主帅李文忠部承担牵制任务，进展却出人意料。 他从居庸关北上，克服“泥浆裹马蹄，日行艰难”的恶劣环境，一路强行军，深入戈壁腹地，其前锋精锐部队竟奇迹般直抵哈喇和林城下！ 虽然李文忠因孤军深入、补给困难以及随后遭遇猛烈反击而最终未能攻破城墙便撤军，但这场突袭本身已足够惊心动魄。 倘若三年前，元顺帝或其继承者选择了那看似光荣的“祖宗之路”，带领残余的部众、宝贵的玉玺宗册，一头扎进这片荒芜的空城哈喇和林，那么当李文忠的奇兵猝然出现在城下时，避无可避的北元政权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残余的有生力量将被彻底摧毁，黄金家族在草原上的最后一簇火种将被无情碾灭。 李文忠的兵锋擦过哈喇和林城墙的那一刻，无声地印证了元顺帝当初未返旧都决策的现实意义。 北元朝廷及其支持者被迫放弃了应昌据点，向着更加辽阔而难以捉摸的蒙古草原腹地继续流亡，从此彻底退出了长城沿线的直接角逐。 黄金家族的旗帜最终消失在草原深处，那座曾经凝聚着世界帝国心脏的辉煌旧都，哈喇和林，在凛冽的风沙与呜咽的黑松林中，彻底沦为了一段刻在断壁残垣之上的永恒记忆，一个辉煌过往的冰冷注脚。 信源： 《明太祖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