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0年，胡惟庸的儿子坠马而亡，他一怒之下处死了马车夫，这个做法让他被灭九族，引发了一场牵连数万人的大案。 洪武十三年的一天，胡惟庸的儿子胡侃纵马在南京城内疾驰，却因一辆避让不及的运砖马车受惊，坠地身亡。胡惟庸大怒， “不奏而擅杀舆夫”。 胡惟庸发迹于淮西集团，《明太祖实录》显示，自至正十五年（1355 年）投奔朱元璋起，他凭借同乡纽带与务实才干，逐步跻身权力核心。 洪武六年（1373 年），胡惟庸拜右丞相时，朱元璋特意在奉天殿赐宴，席间提及 “淮右子弟多忠勇”，看似嘉许，实则暗藏警惕。 朱元璋出身底层，经历元末乱世的尔虞我诈，对权力的掌控欲极强，他深知淮西集团在自己称帝过程中居功至伟，但也担忧其势力膨胀难以驾驭。 胡惟庸在洪武十年升任左丞相后，权势达到顶峰，“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这种僭越行为，已触碰了朱元璋的逆鳞。 朱元璋悄然布局，他重用浙东集团的刘伯温，设立御史台监督百官，其目的便是制衡淮西集团。刘伯温曾在朝堂上公开质疑胡惟庸任相，称 “譬之驾，惧其偾辕也”，这番言论在两大集团间埋下了冲突的种子。朱元璋默许这种对立，实则是在利用党争，让朝堂势力相互掣肘。 从朱元璋的成长轨迹来看，早年父母双亡、流浪乞讨的经历，让他对任何人都不会完全放心。 胡惟庸专权的那些年，朱元璋虽表面隐忍，实则暗中布局。朱元璋在御史台、锦衣卫等机构安插亲信，构建起庞大的情报网络，对朝堂动态了如指掌。 都察院右都御史吴勉在密奏中写道：“相府行事，视陛下如无物。” 这正中朱元璋下怀，成为他清算胡惟庸的绝佳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突然下令编纂《资治通训》，要求臣民 “知所遵守”，其中特别强调 “臣下不得专擅”。这一举措看似是在整饬吏治，实则是为削弱相权制造舆论。 胡惟庸却未察觉到其中深意，依然大肆任用亲信，在六部安插党羽，甚至截留对自己不利的奏章。这种行径，无异于在朱元璋的忍耐底线上反复试探。 车夫之死成为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据《明通鉴》记载，朱元璋听闻消息后，“面有愠色，掷笔于案”。 彼时朱元璋正在推行《大明律》，强调 “凡擅杀者，杖一百徒三年”，胡惟庸私刑处决车夫，不仅是对律法的践踏，更是对皇权的公然挑衅。但这起事件背后，或许还有朱元璋刻意纵容的成分。他放任胡惟庸的骄纵，就是要等其犯下不可饶恕之罪，从而师出有名地进行清算。 胡惟庸试图以金帛补偿平息事端，却不知自己早已落入朱元璋设下的权力陷阱。 案件审理过程中，朱元璋的操控痕迹极为明显。涂节告发胡惟庸谋反时，本应因自首而减刑，但朱元璋却以 “同谋知情不报” 为由将其处死。 这种反常的判决，实则是为了堵住众人之口，防止涂节泄露更多案件内情。更令人玩味的是，朱元璋在审讯过程中，不断扩大牵连范围，将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等淮西勋贵罗织罪名。这些功臣曾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却因 “莫须有” 的谋反罪被灭族。 另一方面，胡惟庸的专权早已引发多方不满，朝堂之上暗流涌动，淮西集团内部出现分裂。 《罪惟录》记载，李善长虽与胡惟庸结为姻亲，却在私下对亲信说：“惟庸行事太过，恐误我辈。” 李善长作为淮西集团的元老，深知朱元璋的猜忌之心，他不愿因胡惟庸的鲁莽而牵连整个集团，这种内部矛盾为朱元璋分化瓦解淮西势力提供了机会。同时，浙东集团余脉也借题发挥，刘基旧部在朝堂上奏称 “相权过重，宜加节制”。 朱元璋巧妙利用这种矛盾，默许御史台弹劾胡惟庸 “结党营私”，将其推向风口浪尖。 所谓 “谋反” 指控，更是充满疑点。涂节告发胡惟庸 “阴结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但《明实录》中三人供词多处矛盾。 学者考证发现，陆仲亨被捕前曾向朱元璋密报：“惟庸确有怨言，但无反迹。” 朱元璋却以 “知情不报” 将其处死。这种不合常理的处置方式，暴露了 “谋反” 罪名很可能是朱元璋为了扩大打击范围而编造的借口。 胡惟庸死后十年，李善长因 “胡党” 罪被族诛，其罪名竟是七年前胡惟庸曾邀他共反，这种 “陈年旧账” 的翻查，暴露出朱元璋彻底清除淮西势力的决心。 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丞相制度，在《皇明祖训》中强调：“后世子孙不得预立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 据《万历野获编》统计，受此案牵连者达三万余人，这场清洗不仅消灭了淮西集团，更重塑了明朝的权力结构，使皇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此，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权彻底摆脱了相权的制约。 胡惟庸之死，本质上是朱元璋精心策划的结果，车夫的性命只是引子，真正被清算的，是丞相制度。 参考资料：《明太祖实录》《明史》《罪惟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