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陈云到上海调研，当地精心准备了汇报会，没想到陈云一上来就批评：为何你们的母猪和鱼全死了。当地领导一脸迷茫。 主要信源：（上观新闻——那些年，陈云在上海；新华社——《数字化转型中的乡村治理新实践》） 1961年的中国正值困难时期，连上海这样的鱼米之乡也陷入困境。 那几年暴雨洪水淹了田地，干旱又毁了庄稼，老百姓只能靠政府发的口粮过日子。 到了冬天，青浦县小蒸公社的大雪把八成稻子都压垮在地里，农民们连喂牲口的红花草都吃光了。 这年六月，陈云回到了家乡青浦。 他是带着中央的任务来摸实情的。在公社转悠半个月，最让他皱眉头的是养猪场。 公社干部掰着指头算账：去年养猪倒贴三万八，摊到每户白掏十六块钱，另外建猪圈又花了七万。 陈云一打听根由，发现公养猪简直没法看。 一头老母猪一年才生四五只猪崽，十只里头要死九只。 可从前农民自己养猪那会儿，母猪能下十四五只崽子，一百只只死六只。 这差距好比瘦猴遇着壮汉，一个风吹就倒，一个膀大腰圆。 问题就出在"谁的猪谁操心"这理儿上。 农民自家养猪，猪崽就是钱袋子，夜里都得爬起来照看。 可公家的猪呢？ 干部管不过来，社员不上心，猪饿得啃槽帮子都没人管。 陈云蹲在田埂上琢磨好几天，拍板写了个报告递上去，白纸黑字写着"公私合养，私养当家"，还提了个法子：给农民多划点自留地，让他们有地方养自己的猪。 回到市区，陈云直接找到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和副市长宋季文开会。 宋季文举双手赞成，他说长兴岛农民冯二郎一个人就养了七十多头肥猪，赚钱赚得流油。 可国营猪场呢？ 个个在赔本。 话音没落，柯庆施桌子拍得山响："你懂什么！必须公家养！" 陈云不慌不忙指着柯庆施笑道："养猪就得养成您这样膀大腰圆的，瘦得跟麻杆似的能顶什么用？" 一句话噎得柯庆施直瞪眼。 这明摆着和大跃进的调子唱反调。 那会儿全国都在搞"越大越公越革命"，私人养几头猪都犯忌讳。 矛盾在七月里爆发了。 中央开会讨论陈云的报告，有位领导直接摔了茶缸子："私养？那不就是包产到户！是要走回头路！" 会上炸了锅，绝大多数人都摆手反对，陈云孤零零坐在角落里抽烟。 到了八月北戴河会议，争论更凶了。 有领导挥舞着拐杖砸桌子："包产到户？门都没有！" 这盆冷水浇下来，陈云那份报告直接被锁进抽屉。 可老天爷不认路线斗争。 转过年开春，地里庄稼还不见起色，公社粮仓倒先见了底。 上边也觉出不对味来了，六二年初发了个通知，松了点口子：残废人、孤老头可以养几只鸡鸭，干部家允许喂口猪，只要"不走远路不离家门"。 意思是集体经济的门框还在那儿卡着。 上海乡间慢慢有了活气儿，金山县朱家角公社最先冒出挑货郎担的，茶馆里也有人敢卖竹筐了。 说到陈云调查的狠劲，当地干部至今记得那一幕：调研开场刚坐稳，陈云劈头就问："你们的母猪为啥死光了？鱼塘怎么翻了白？" 在场的人脸唰地白了。 这话戳破了精心准备的汇报会。 人家是要看真场面，不是来听纸面文章的。 从猪圈到会场，他这两问就像两根钢针，扎穿了虚假繁荣的肥皂泡。 等到六三年，中央终于红头文件写了"允许搞点小买卖"。 各地集市悄悄支起油布棚子，农民拿鸡蛋换盐巴不用再躲民兵了。 这路走得磕磕绊绊：既要让百姓碗里有肉，又怕走偏了方向。 青浦那些饿得啃草根的农民不会想到，最初撬开这条缝的，竟是从猪圈里拱出来的道理。 对此您怎么看呢？
